孔范今：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杰出人文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学思潮。撰写及主编有《柳青创作论》、《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悖论与选择》、《走出历史的峡谷》、《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孔范今自选集》、《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人文书系》等。
    2007年12月19-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史理论与写作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上，隆重颁发了“《文学评论》（2003-2007）优秀论文奖”，我校文学院教授孔范今的论文《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荣获该奖。而就在前不久，孔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我校教授施战军则以《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一文荣膺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称号。师徒二人的文学成就传为佳话。
    走出文学现代转型的传统理解，建构崭新的文学史观
    问：首先祝贺您获得了权威刊物《文学评论》评出的全国优秀论文奖。据我们所知，这篇论文在发表后引起重大反响，对现代文学史观的转型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奖项以及您的论文的主要内容？
    孔范今（以下简称“孔”）：这个奖项并不是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评定的，但是比较为学界所看重，因为其更能体现一种学术本位的评选思路。我的这篇论文，是发表在2003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的《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学实现现代转型的途径和方式并非一种。在过去的文学史格局中，基本是强调两种文学史观，一是表现为政治革命的立场并以阶级分析方法为特征的观念建构，另一种是文化启蒙主义的认知系统。这两种文学史观，看似对立，实则思路如出一辙，都是站在历史变革价值的范畴中的言说，而非真正的学术立场。在我看来，由文化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文学革命运动乃是诸种转型中最基本的主导性形式，并非唯一形式，而且应该把这个启蒙的时间上溯到晚清，上溯到梁启超主持发起“三界革命”的时候。
    文章还阐释了“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性意义。在过去的理解中，鸳蝴派小说一向是被视为低级趣味、“封建余孽”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现代都市的形成和发展，而鸳蝴派小说作为典型的市民文学，依托上海的市民空间，包括这些作家们职业写作者的身份确认，借助现代传媒手段等等，都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是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独特需要和方式。我强调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的意义也在于此。
    坚持文学现代转型的开放思路和多维视角，那么文学史中的许多现象、论争都能获得富有新质的理解，我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就着重探讨了京派文学的意义。沈从文对于都市恶浊文明的质疑，其实是对历史现代性的质疑，也是一种审美现代性精神的彰显，以京派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也因此显得格外珍贵，也是我们在新的文学史构建中应予以充分关注的对象。
    问：这篇获奖论文在学术上的建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孔：大致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表现在对传统与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关系理解上。以前研究通俗文学的人，对于都市通俗文学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分界点缺少一个清晰的界定。我在这篇文章里将这个分界点明确定为《海上花列传》，后来很多学者写文章对我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历史、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结构性把握问题。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状态，而不是一个单维度的线性进程，因此把握文学发展也罢，把握文化发展也罢，都要放在历史的结构中去认识它的意义。比如，以前提到甲寅派章士钊，提到林纾，就觉得是顽固复古，但若我们抛弃新旧判然而分的二元理解，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就不难发现他们主张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一面。文化激进主义在学理上分析其实是没有科学性的，比如说中国的传统什么都不好，这首先不是个科学的结论，它只在特定的历史价值范畴中有片面的合理性，但片面的合理性绝不意味着在学理上也同样具有合理性。
    问：您好像特别强调梁启超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开拓之功？
    孔：是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思考的重心已经由政治转向了文化。他冲出了今文经学的藩篱，鼓吹“新民”学说，在对历史的反思中，率先获得了现代文化启蒙的历史觉悟，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命题，比如国民性批判啊、文体革命啊，激进主义的历史态度啊等等，在梁启超这里都已经做了深入探讨。他的《新民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可视为他的国民性批判论纲，而他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三界革命”更是发生于新的历史觉悟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且有一种开放性的世界视野。他不但对三种文体逐一阐发，还将小说抬举到“文学之最上乘”，又力陈小说“熏”、“浸”、“刺”、“提”的审美力量，一举改变了诗文中心的传统文体格局，这本身就是非常富有现代精神的叛逆之举。
    学术的浮躁与热闹之风并不可取
    问：当前许多学术论文有欠规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孔：过去谈到学术论文规范，主要还是行文方面。要达到论述清楚，逻辑严密，有说服力，语言洗练准确，引用第一手资料，有扎实的论据支撑，这是为学的最基本要求。
    现在谈学术规范，我认为最要紧的还不是写作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紧的是学术研究的自主创造问题。学术研究就意味着一种创造，缺乏自己的创造发现、意义建构和充分的科学阐释，只是人云亦云、泡沫学术，这才是最严重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不是工厂生产。
    浮躁和追求热闹的心态也是不可取的。现在学者趋附中心和学术跟风现象严重。处在边缘价值的学术并不意味着就要与中心趋同，只有做自主的有特色的建构，这样才能赢得学术价值。过去常说学者要甘坐板凳十年冷，讲的就是治学中的学术积累和定力。《文学评论》的评奖着眼的是学术价值，为其所企望的其实就是严谨的学风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他们的评选只看学术价值，没有权力背景的干涉，选出的文章有独到之处，为学术规范性带了个好头。
    问：现在有些学者从学术进入仕途之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心境浮躁，用心不专，却也是学界的一个大问题。做学问是需要定心的，作学术更应当把它看作人生志业来对待。志业是形而上的，是超越具体现实功利的，我的生命就愿意在这种创造中获得价值和愉快。过去的读书人戏称“读书皆为稻粱谋”，为生存而谋取一个饭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人生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现实物质性生存上，就缺少了形而上的境界。
    读书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建构的过程
    问：您的学生施战军获得了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的称号，您觉得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
    孔：作评论是最容易浮躁的。施战军是个批评家，同时也是个学者，这正是他和其他一般批评家的区别所在。他明白一个道理：即便搞文学批评也要有深在的史识，要把自己内在的学术建构和学术理念用于批评，这样才会使自己的批评更有学术内涵。所以他的批评文字学术内涵比较重。
    问：您对他的评价是具有“悟性和史识兼备”，这一评价是什么意思？
    孔：就是学识与悟解力的结合，学养与批评眼光的结合。
    问：那在您看来一名普通学生应该怎样走上大师之路呢？
    孔：要想真正成为一位学术大师，就得认真读书、认真思考。这种认真读书不是仅仅攫取知识，读书的过程是启发心智的过程，把内在的智慧调动起来。读书又是个自我塑造、自我成长的过程。受书的启发你才能生成自己的东西。读书不仅限于记住，只有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知识才真正属于你。
    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河，对其起承转合的探究是治史者的重要责任
    问：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者，您心目中的优秀作品有没有一个把握的标准？
    孔：一部真正好的作品，要触及人类永恒性的东西，时过境迁后仍能深深地打动人。人们喜欢《红楼梦》正是因为它对爱的悲剧性表现能拥有的永恒魅力。文学史有历史的起承转合，不单单是经典评价的问题。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河，从古代流到现代、当代，学者应当关注它的起承转合是怎么回事。
    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文学也相对平静，您怎么看待这个时期的作品？
    孔：看似平静实际孕育着内在发展变化。我曾经用两个概念来表现从古至今中国小说的发展：通变与变通。文学在最稳定的时候会有一个求变的内在因素存在。看起来最激烈的时候，却是在以变求通。作家要具备素养，感受到平静中的变化。
    问：2008年是奥运年，奥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这会不会对我国文学产生影响呢？
    孔：社会上任何震撼人心的大事件，都有可能在文学上有所表现。但是有一条，我相信所有好的作品都不出现在当时，即时性的诗歌、散文可能在当时就会有优秀的作品，但小说却不行。抗战爆发了，真正好的小说却是出现在它之后的年月。
    老舍曾说，自己比较喜欢和珍视小说这种体裁，对于一段社会生活内容必须有了充分的理解、消化后，才能凝结成艺术形象方能动笔。文学界最忌讳的就是凑热闹。无论创作还是研究，都必须在一个相对冷静和孤独的状态下才能独立思考。只有保留住自己的那份孤独和冷静，才可以通达永恒。文学要表现的正是永恒性的东西，这只有在生命内在的凝练和体验中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