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文化研究中，人们对于中亚历史的兴趣由来已久，从古典哲学中对斯基台人的陈述，到中世纪作品中鞑靼人的出现，再到17世纪史料编纂中对中亚皇帝和征服者的描述。在大量文学资源和史料编纂的重建中，蕴含着广泛的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各种牵连，从这一点来看，它们（指各种联系）为知识分子和现代欧洲（15－19世纪）文化史开放了巨大的研究领域。由此来看，18世纪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尤为激励人心的剧本概要。
　　事实上，“文明”这个概念出现于启蒙运动文化中，并且在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建议“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通用的标准，包括对关于中亚国家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和判断标准的重新适应。另一方面，出现了关注历史习俗，即历史调查的中心问题这一特殊兴趣点，在对中亚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方面激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它超越了启蒙运动建立的特有的框架。游牧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其性质和多样的文化影响是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在这种语境下，18世纪的史料编纂对此给予了特别关注，超越了“野蛮”的传统意义，并使其复杂化。
关于中亚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新因素的出现——基于旅行文献和语言学调查上的问题——它们将有助于提高欧洲人对世界历史以及世界联系的洞察力。在通用的文明框架下，确定其内部方向和解决其紧张关系，这是启蒙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