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出色的教师，从教40余年，桃李满天下。他于2021年获评“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讲的“文献学”课程在2021年入选“教育部首届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他是一位著名的古籍学者，主编的《四库存目标注》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与刘晓东教授合编的《清经解三编》《清经解四编》，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尚书注疏汇校》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2021年度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他于2004年开始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2005年参与主持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工作；2010年主持国家清史纂修项目《清史·典籍志》；2012年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2017年主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2018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202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
2018年，他担起山大文学院院长的重任。上任伊始，他带领文学院领导班子制订（或重修）50余个学院章程；主持出版为山大做出辉煌成绩的18位老先生作品的系列全集……
他还担任着文化传播学院院长。
他是尼山学堂的班主任，亲自负责尼山学堂的教学和管理。
他，就是杜泽逊教授。
大学精神： 科学精神、法治精神、仁爱精神
杜泽逊教授把大学精神解析为三种精神的汇聚。“墨家的科学精神、法家的法治精神、儒家的仁爱精神,三者有机结合，就是中国大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大学老师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法治精神指高等学校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仁爱精神尤其宝贵，前提是尊重每个人，尊重每个人的劳动。团结友爱是愉快工作、愉快生活的基本条件，要爱护我们的学院、爱护我们的教职工、爱护我们的学生。”
大学育人，首先靠的是好老师。怎样培养一个好老师？杜泽逊教授谈起了老一辈的育人传统——助教制度。“博士生毕业后教书，把课堂学的东西转变为实践经验，过去都是由优秀的教师传帮带，逐步积累教学经验。而培养科研能力、基础技能和创新能力，要把知识技能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仅教给学生原理，还须有动手能力。”他举例说，如果连古书都没摸过，如何开展文献学研究呢？要充分了解该领域的现状，要知道解决这个领域问题的历史方法；发现新问题的前提，就是了解已经解决的问题，在了解过程中自然能发现有些问题尚未解决。由于社会发展，新问题是会不断冒出来的。发现了问题之后，循着老一辈解决问题的办法，加上现代化的手段，可以更好地解决新问题。
“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只有提高了国民素质，国家素质才能提高。要教育学生从小关注国家、关注社会，立志为国家、为人类的未来奋斗，否则我们的教育就显得苍白，就存在巨大的缺陷。”
“作为一名教师，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所谓德，就是把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事业统一起来，按传统的说法，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完成这样光荣的任务，必须掌握好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承好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手抓科技促生产，一手抓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做到齐头并进。”
评价体系：育人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教学
杜泽逊教授认为：“育人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教学。多少年来，我们的教学任务，都是通过全体老师站在讲台上来实现的。全面掌握和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是我们教学的初心。要把学校的根本任务落实到课堂，就应该走进课堂对教学进行全覆盖评价。”
“现行的评价体系，能对各类教学奖、教学项目、教研文章等可量化因素做出综合评价，却忽略了非量化因素。上课讲得好，如果获了奖，就转为量化因素；可是大量的优秀老师并没有机会，获奖的老师凤毛麟角。结果是，一个老师的课讲得再好，在职称评定时却不能加分。”
“科研固然要重视，但我们育人的核心是课堂。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全校各个学院都有教学指导委员会，让教学指导委员行使评估的职责，让专家进入课堂评价老师的授课，并给出评估等级。这种等级评估，在评职晋级当中被承认。”
关于学生给老师打分，他说：“评价一个老师，学生只能给出一部分答案。培养者和被培养者之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个矛盾体，让他们之间去评价，容易掺杂一些不客观因素，没有补救措施是不行的。”老师要想让学生满意，有很多的因素。管得严的老师，学生评价分数往往不高。“教学指导委员，可以根据教师的备课、教学设计、学科前沿性和基础完整性，做出量化细分，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价分数。”
杜泽逊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论述了非量化因素呼应内涵式发展，指出“学术评价当中的非量化因素”影响非常大；还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顶尖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形象地把科研重大项目出人才，比喻为“就像重大战役出将军一样”，“我们无法有效地实施重大科研项目，不是没有人，也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我们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管理，如果采取的是粗线条，甚至简化到一个科研项目只认带头人的劳动，并把这种管理写进了评估章程，成为合法化的考核体制，这就对高质量开展项目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骨干成员的劳动在评分中得不到承认，项目就不敢请高水平的教师参加。在这个问题上，管理有待于细化，才能让更多科研参与者积极起来。”
职称评定，事关每一位教师的切身利益，一般以五年内的科研成果为准。“一流的成果，肯定不是短平快能得来的。如果你没有远大的目标，重大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产生。评价体系是外因，所谓内因起决定作用。我们要有牺牲精神。每位教师在退休之前，永远摆脱不了各种评聘。每个人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至关重要。”杜泽逊教授提及，他自己也曾几次在科研评分中得了零分，但他并不纠结。“你培植的东西很可能20年才发芽，在前19年你都得零分，但到了第20年就会大放异彩”，他说，“科研成果的生效一般不会在当年，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要有定力。不能单纯去责备评价体系，如果你是追名逐利之徒，你就永远走在短平快的路上”。
教材建设：《文献学概要》获第一届全国高校教材一等奖
“大学的第一任务是教学。大学老师不能讲好一门课，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杜泽逊教授指出，“教学要有优秀教材，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精力投放到教材建设上来。”
《文献学概要》由杜泽逊教授在1999年编写，在2001年获山东省教材三等奖；2020年获第一届全国高校教材奖一等奖，后入选“十一五”国家级教材；“文献学”课程获评“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获评名师团队。
“文献学”这门课，从1999年开始建设，到2021年获奖，前后长达22年。
在1999年，文学院教授商议为研究生开一门公共必修课“文献学”，当时定的是4个学分，每周4学时。8月20日，时任文学院院长谭好哲教授邀请杜泽逊来上这门课，距9月1日上课，只有10天时间。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现成的“文献学”教材，杜泽逊放下所有工作，集中精力只为这一门课。他立即着手备课，首先拟定了章节目录，请王绍曾、蒋维崧先生看，又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请冀淑英、黄永年、安平秋、裘锡圭、杨忠几位先生看过，得到充分肯定，也得到宝贵的指导。他奋笔疾书，100页一本的稿纸，他一个星期写一本，一共写了18本。如果说课上讲10小时，他备课已经超过了100个小时。
每周一次课，从下午2点上到6点，准备的材料根本讲不完。杜泽逊教授上课从不点名，期间课堂换了三次教室，听课的学生却越来越多，连图书馆的老师都来旁听。这门课讲完后，历史文化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相继提出开设“文献学”课。开始他在几个学院轮着讲，后来在这两个学院分别培养了青年老师接“文献学”课程，他只讲文学院和儒学院的课。
2001年，山大研究生院号召申报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杜泽逊这18本讲义手稿报上去，获得4万出版经费。教材很快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首印了3000册。三个月后售完，又加印了5000册。之后，每年加印8000册，成为通行教材。
院长职责： 提升学术影响力
2018年，杜泽逊教授担任文学院院长。“学校任命党政领导班子，是为了让我们代表学校管理学院，要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要尊重师生的人格和劳动成果，全心全意为全院师生服务。”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在学校历史上有很多著名学者作出了巨大贡献。杜泽逊教授上任以后，院领导班子集体商议为这些老先生出版系列全集。
“一切从文学院发出的光，都会构成学术影响力，并不是只有得了一等奖才能提高影响力。”这是一次抢救性出版，这些老先生文集如果不及时收集、编辑出版，将来很难再找到版权所有者同意。
每一位老先生的文集，杜泽逊教授不仅亲自规划、找编者、联系出版社、写出版说明，连封面设计都会亲自过问。他还一家家联系老先生的家属，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大工程。“做这些工作，是我当院长的职责。”他平淡地说。
已经出版或待出版的文集，已经有十八家。记者看到，一套套老先生的全集，印刷精美，封面泛着悠悠的墨绿色光泽。“每出版一家老先生文集，我们都会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国内六位顶级专家写评价，并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撰写的评论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一整版。”
杜泽逊教授履新后，立即着手修订规章制度。“学院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有章可循，要依法依规管理学院一切事务。有制度的按制度办，制度不详细的制订补充条款。章程立好后，必须照章执行。要一项一项落实，做到有法可依、无法立法，立法走民主集中之路。”
第一个章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师聘任办法》，是杜泽逊教授亲自起草的，聘任办法经院领导会议审议，全体教师通过，写成制度文件。“没有章程就容易谋私利，只要谋私利就要起矛盾。在发生矛盾之前，就要定出章程来。这些章程如果与上级文件有抵触，以上级文件为准。”50多个章程制订修改后，印出来是厚厚的一大本。
章程在执行中，如果老师对标准有异议，可以提出。“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首先要通过全体会议；如果这个建议本身被否了，就不能进入修改程序；如果会议通过同意修改，就针对这一条异议成立修改小组，修改之后提交；修改方案一旦被通过，就作为方案的附件执行。”
杜泽逊教授有许多个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都是他为解决问题而分别建立的。
“每一个微信群，都是为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大家在群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效率非常高。”他说，“学生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来找我，老师有时储备有限。在群里张贴这个问题，群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总会有人出高招，这时候你就发现平台的重要了。往往不出一天，答案就来了，包括原始证据的图片都会发来。大家都看到了提的问题，都在等待答案。答案一出，群里所有的人得到教育。”
为纪念王小舒老师，文学院决定出版《王小舒文集》。为了解决文稿的收集和编辑问题，杜泽逊教授建了“王小舒文集微信群”，王小舒老师的弟子们进群后非常积极，仅仅两三天时间，70%的稿子就到位了。文学院补贴十几万，75万字的《王小舒文集》三个月内顺利出版。
为了出版姜宝昌老师的《文字学教程》，杜泽逊教授建了一个微信群，尼山学堂的10多位学生进群，每位同学分一部分古文字校对编辑任务。每当有同学对某个古文字有疑惑，就发到群里，很快会有其他同学把这个字的拓片找来。因为模本和拓片在形状结构上可能会出现不一样，杜泽逊教授要求以姜老师的模本为准，不能简单地用拓片的截图。三个多月后，《文字学教程》顺利出版。
杜泽逊教授最宝贵的是时间，因为要做的工作太多太繁杂，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到工作上，每个周六周日和所有节假日，他都在加班加点，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殚精竭虑：一人主持五项国家重大项目
杜泽逊教授坚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真正做到了内涵式发展。
1992年至2005年，杜泽逊教授承担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四库存目标注》，该书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主持整理《经籍访古志》《古文旧书考》《静嘉堂秘籍志》《订补大清畿辅书征》等数种。他与刘晓东教授合编的《清经解三编》《清经解四编》，先后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首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2018年出版后，于2019年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2020年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202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并一等奖。他所撰《文献学概要》一书，2006年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2021年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
杜泽逊教授一人同时主持了五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全国学术界，没有几人可以做得到。
2004年开始，他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项目经费191万。当时电子资源比较少，采用的还是抄卡片的形式。三四百人累计抄卡片130万张，经合并之后仍有22万7千张；内容分经、史、子、集，大小类一共分了400多个。这个项目早在2012年已基本完成，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利用这段时间，杜泽逊教授带领团队把国家古籍普查的新成果和国际知名大学在网上挂出来的新成果，进行了二手资料的再组合，做了一些复核完善工作。
2012年，杜泽逊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目前项目终于进入编索引（70万条）阶段。排好的大开本30册，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将收录到中华经典古籍电子库。
2017年，他主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该项目将编成一部按经、史、子、集、西学、丛书六大部分类的日本藏中国古籍联合目录，既具有实用性，又体现当今目录、版本学的最新水平。
2018年，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
2021年，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永乐大典》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自问世以来亡佚严重。“按照相关规定，已有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不能再申请重大项目。但由于《永乐大典》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杜泽逊教授提出的综合整理方案是大家回馈意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案，被汇集到方案中。“这个重大科研项目能够委托山大进行，体现了党中央对山东大学的高度信任。学校专门召开党委常委会通过了实施方案。”《永乐大典》研究的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会列入年度计划正式出版。
（原载于《山东大学报》2022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