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这是一篇跨越了一位伟大长者生死之界的文章。起笔时，他还活着，可以亲近，可以通信，可以交谈；而未待终篇，他已安然逝去，音容只能在记忆中相闻相见了。我不想改动已将成文的文字，就让它顺着我的思绪、我的情感，呈现给世间，敬献在羡林叔叔和我双亲的灵前。
    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我的父亲臧克家驾鹤西去；相隔整整5年后的2009年2月5日，我的母亲郑曼也辞别人间。最最亲爱的骨肉相连的双亲离开之后，孤寂与落寞完全占满了我的心田，落寞之中，对于父母亲那些如今健在的老友们，我便油然增添了许多情感上的挂牵与眷恋。我父母60余年的老朋友季羡林叔叔就是我最为记挂的长者之一。
    羡林叔叔小我父亲近6岁，是我父母60余年的老朋友，也是看着我从小长大又历经人生坎坷的长辈。由于怕打扰正在住院的老人，我给他的公子季承大哥打去了电话，请他捎去我深深的问候和祝福，也请羡林叔叔在精神好时为我题几个字，以留作我人生中永久的纪念。没有想到，很快，叔叔的题字就用特快专递送到了我的手中。打开它，在印有“季羡林用笺”的雪白的信笺上，有一朵淡淡的“季荷”正在怒放。
     小平
     　　　 生死之交
     　　　　　　　　　季羡林
     　　　　　　　　　09 4 27
    几个大字，一下子扑入了我的眼帘。立刻，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湿润了我的双眼。“生死之交”！羡林叔叔写得多好啊！他用这四个饮含深情而又掷地有声的大字，总结了他与我父母63年的深厚情谊。一时间，那些纷至沓来的往事，如大海不尽的浪花，一下一下拍打着我记忆的堤岸。岁月在眼前一晃而过，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到了几十年间那无数个场景面前。
    （一）
    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父亲随我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央卫生实验院，先于母亲数日“复原”到了南京，并在那儿停留了十多天。那时，刚从德国留学十年归来的羡林叔叔，也路经南京，准备到上海稍作驻足后，去北京大学任教。正是他们同一时间在南京的“停留”和“路经”，使两人结下了今生之缘。当时，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李长之先生，既是父母的同学，也是羡林叔叔从小学直至大学的同窗挚友，叔叔此次来到南京，就睡在长之先生的办公桌上。于是，父亲与叔叔在长之先生那儿的相识，就成了既是巧合，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位山东老乡在异地相聚，吃着家乡饭，放舟莫愁湖，享受着当时少有的快乐。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见，彼此倾心。他在国外呆了多年，但身上毫无洋气，衣着朴素，纯真质实，举止言谈，完全是山东人的气质和风度，我心里着实佩服。”数日后，为了谋生和发展，父亲又先于母亲到了上海。不久，羡林叔叔也抵达沪上，就住在我父亲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那间小小的日式宿舍中。这间本来只有一桌一椅的斗室，一下子被羡林叔叔随身携带的五六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填充得满满的。利用工作之余，父亲带叔叔去拜访了郑振铎、叶圣陶和郭沫若(可惜未遇)等学术界、文学界前辈。晚上，他们就热乎乎地挤在斗室中：“我俩在‘密塔密’上，席地而坐，抵足而眠，小灯一盏，照着我们深夜长谈，秋宵凄冷，而心有余温。”父亲把这次“心有余温”的团聚，印在了自己的记忆中。与父亲同样“一见如故”的羡林叔叔，也至今记得，“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酒，地方就在这里，时间是1946年中秋节。”
    其实，在他们一见如故之前，彼此并非一无所知，甚至还打过一场“笔墨官司”。那是缘于父亲1932年的一首诗《洋车夫》：
    一片风啸湍激在林梢，
    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
    车上一盏可怜的小灯，
    照不破四周的黑影。
    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
    这样的风雨全不在意，
    呆着像一只水淋的鸡，
    夜深了，还等什么呢？
    羡林叔叔对诗中最后一句持有异议：“这种连三岁孩子都能懂的道理，无非是想多拉几次，给家里的老婆孩子多带点吃的东西回去。而诗人却浓墨重彩，仿佛手持宝剑追苍蝇，显得有点滑稽而已民。因此，我认为这是败笔。”然而，这场没有结论的“官司”，并没有在两人之间引起丝毫芥蒂，反而成了他们终生友谊之前的一段有意思的序曲。或许，它会成为今后老友相聚时的一段笑谈吧！
    南京、上海的相逢相聚，使父亲和羡林叔叔彼此都有气质相投、相见恨晚之感。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我父母从香港北上，他们又相聚在北平（京）。起初，羡林叔叔住在翠花胡同北京大学宿舍中，离我家当时的住所不远，他和我父母时常往还相访。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时与前两次相见，是“两个天地，两个时代，两种心情”了。羡林叔叔在翠花胡同，住着两间小西屋，当时他的家眷还没有来京，屋子仍被书籍占了大半空间。这座清静的住处，树木成阴，古碑成行，附近还停放着一具古棺（叔叔曾笑称：“我是与鬼为邻。”），让人颇有孤寂清冷和阴森之感。但是，甘于寂寞的羡林叔叔却认为，这不被外界过多干扰的地方，正是潜心学问的好住所。
    后来，羡林叔叔搬进了北京大学，从此，我家住东城，他家居西郊，相距大约七八十里。两位老友除了在一些会议上短暂晤面外，平日里很难像过去那样经常往还畅谈了。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经历过“文革”阻绝的他们，深感步入晚年后友情的弥足珍贵，又慨叹因各自忙碌，每年见面的次数太少。父亲在1973年12月8日给羡林叔叔的信中感慨道：“春天相约看桃李，夏天相邀看牡丹；秋天希望同赏菊。到头来，什么也没看到，但乐观精神可嘉；冬天一道看梅花！有此心情，可以长寿。”叔叔在1975年2月春节前的来信中也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城了。因为我视公共汽车（电车）为畏途。……但是春节我已下定决心来看你，因为不给你拜年，好像一年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时间可能是正月初二上午。”于是，从这年开始，只要羡林叔叔抽得出时间，每年春节初一或初二到我家来拜年，就成了一条“不成文法”（羡林叔叔语）。这天，羡林叔叔或一人，或邀上两人共同的好友、我父亲的高中同窗、北大教授邓广铭叔叔，或与家人、秘书一道，跨几个城区而来，与我们全家团聚畅谈，共进午餐，欢庆新春。
    羡林叔叔为人内向，他曾多次讲过：“我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乐意拜访人。”他平生极少外出访友，但是，却“破例”地在以后许多年的春节，都准时到我家，这成了叔叔几乎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这一天，也成了他心中的节日。父亲是个极重友情的人，他多次说过：“朋友是我生命中的大半个天。”老舍伯伯的公子舒乙大哥，曾在悼文中以《热情无人可比》为题，生动地描绘了父亲对友人们极为真挚热烈的情感，更何况这是终生挚友羡林叔叔的佳节来访呢！父亲发自内心的、热情如火的情态，与羡林叔叔相比之下略显内向的性格，形成了这样一幅情景：在我家那被羡林叔叔称为堪与刘禹锡的陋室相比的墨色逼人的客厅里，父亲亲自为老友倒上龙井茶，摆上早已准备好的糖果和果品之后，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老友们的近况，谈及两人都关注的文艺界与学术界的各种问题，还会找出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与客人们共享他的读书心得。是啊，这一年一次的难得相见，父亲该有多少话要向老友倾诉啊！而羡林叔叔则会面带会心微笑，静静地听着长自己6岁的老兄畅抒胸臆，并在适当的时候，语速舒缓地插上几句话。看到已暮年的挚友见到自己后，高兴得“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叔叔欣欣然沉浸在无比醇厚的友情之中。见此情形的母亲有时会提醒父亲：请季先生多讲几句。但，结果是——性情使然，改观不大。这个时候，谈话声、欢笑声便会冲出屋门，荡漾在我家的小院之中。
    同样让羡林叔叔难以忘怀的，是我母亲精心准备、亲手烹制的菜肴，比如：香酥鸡、红烧肘子……这些唇齿留香的美味，往往令叔叔大饱口福后，又屡屡大赞不止。他与我们全家亲亲热热团团圆圆围坐桌旁，边吃边聊并共同举杯互祝佳节的场景，至今还鲜活在我的脑海中。1976年国庆节后，羡林叔叔深深感叹人老去，而与老友一年一见次数太过稀少，就来信讲：“我总想设法打破一年一度见面的老例，去年打破了，今年已经到了十月，还没实现。照这样的老例，我们究竟还能见多少次面呢？我并不是伤感，生死是宇宙规律，我毫不在乎。但今年，一连三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先后逝去，我不由得就想到了这些。”
    他在以后的信中，曾多次提议每年多来一次。我父母见信后十分欣喜并翘首以待。然而，忙于工作实在分身无术的羡林叔叔，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这种一年一度的春节欢聚，一直延续到2001年。此后，先是两位耄耋老人身体欠佳，接着我父亲病重入院直到2004年逝世。于是，就再也没有了他们人生中这个品尝友情的重大节日。2001年春节，羡林叔叔扶着我父亲，在我家客厅刘海粟先生写的那个大大的“寿”字前拍的照片，成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张合影。
    （二）
    父亲和羡林叔叔之间的情感和友谊，绝非肤浅的泛泛之交和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朋友，叔叔用“生死之交”，首先就是缘于他们的“意志契合”，心灵相通。尽管人生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是从旧中国和战乱忧患中走向光明的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有着共同的爱国爱民和为国为民的博大胸襟。这一切，渗透在两人平日交往的点滴细节中。在这对老友生前相互往还的数百封信里，“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的字样频频出现，这正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文革”后期，已经67岁的父亲尚在湖北干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在1972年8月1日，与羡林叔叔接上联系后的第一封信里，就坚定地表示：“我坚决相信，我们还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点滴贡献。”羡林叔叔在首封回信中，也这样写道：“我决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总希望能竭尽自己的全力为社会主义做点事情。”他们期许：“要打起精神，再活上三十年，为人民多做点事，多写点好诗。”这共同的意愿，是他们友情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因此，这对终生挚友志同道合而又默契相知。父亲在1981年12月31日的散文《朴素衣裳常在眼——记羡林》中，不仅提到了一年多前他为叔叔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欲呼。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同时，文章也回忆起30年前的一段往事。1949年初他们相聚北平时，曾谈起过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那时，刚从国外归来时间不长的叔叔，对此还有着一些想法：“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你要求入党了……”犹豫之中夹着顾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党逐渐加深的了解，叔叔对于入党的认识有了改变。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借去济南开人代会的机会，看望了正在泉城家中的羡林叔叔。这时，视我父亲如兄长的他，再次谈及了这个问题：“党组织培育了这几年，我现在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父亲听了这番推心置腹的话，非常感动。他严肃地对叔叔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想法，今天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入党申请书。”对叔叔十分了解的父亲知道，“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地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绝不想向党要什么。”“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据我所知，这对老友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政治、学术和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和谐完美的一个佐证。
    近几年，人们一直为羡林叔叔辞去“国学大师”等三顶桂冠而钦敬有加，殊不知，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羡林叔叔之间，就已经有了“贺去职”的佳话。1984年3月，父亲从报纸上得知，羡林叔叔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为之大喜，立即写信向老友祝贺，并马上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贺友人去职》的抒怀之作。正如父亲在文中所写的：“一般情况是贺就职，祝升级，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不知我者，或以为矫情，知情况者，便觉得其中有深意了。”的确，他为何会有这番不合常情的举动呢？原来，羡林叔叔和父亲生前，都被自愿或非自愿地挂上了许多职务和名义，一人兼数十职，各色聘书几大摞。这种情况，在父亲的老友中很普遍。他们在彼此的交谈和书信往还中，常常提及此事，皆称“苦不堪言”。“苦”从何来？父亲在1978年写给羡林叔叔的信中谈到：“恭三（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恭三’是先生的号）来信，说你又荣任北大副校长，乌纱帽多了，也压人。我觉得，你应以大半精力与时间搞点研究、翻译工作，就长远利益讲，这样功效大，因为非你莫办；而行政则别人亦可也。”当时已身兼二十多项职务的羡林叔叔，对此一直深有同感，他多次向我父亲大吐苦水：“我非常害怕又恢复‘文革’前的情况，头衔挂了二十多个，但无益于人民。我已下定决心。再也不干行政工作，甩掉一切乌纱帽。年纪渐渐老了起来，想干的事情多得很。”“我简直想‘出家’当和尚。”由于工作过于繁重忙碌，叔叔甚至几次累得病倒在床上。其“苦”真不堪言也！为此，父亲代表自己和老友们发言了。他在1980年的文章《兼职过多压坏人》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比喻道：“一个人的脖子上套上花环，当然很光荣，但花环太多，也觉得压得慌。”接着，他就不指名地以羡林叔叔和邓广铭叔叔为例，倒出了他们兼职和非专业性事务过多，每天陷于“文山会海”而不能“务专业”的极大苦恼。父亲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对此问题也有谈及：“随着岁月的增长，羡林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二年前，他告诉我身兼二十七项职务，近来又添了好几项。他经常一天开几个会，开玩笑地向我诉说：‘非退休不可了。’他现在是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名义太多，我实在也说不过来。……我觉得，羡林的头虽然全白了，但他精力充沛，奔‘四化’的劲头十足。使他苦恼的是兼职太多，事情太杂，不能集中精力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呀，这批“老更成”的专家学者，晚年对于他们来讲，正是潜心学问，做最后一搏的极其宝贵的时光，也应该是他们人生中大出成果的丰收季节，但却消磨于无可奈何的兼职和杂务中。这种珍稀人才的极大浪费，真是令人扼腕。父亲在《贺友人去职》中，为此大声疾呼：“去掉空的，干实的。去了别人能干的，挑起自己专干的。珍惜专家们——特别是老专家的学术研究工作，因为他们来日已无多。”父亲“贺去职”的去信和文章，引起了羡林叔叔的极大共鸣。他特意用彩笺立即写来了回信：“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面还有不少的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于丢掉。我希望在三、五年以内彻底解决。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说，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钻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此后，叔叔还多次对我父亲讲：“我希望，再过三五年，把这一切帽子都甩掉。那样可以安心写点东西，培养几个青年学生，对人民会更有好处。”从三十多年前的这段往事，我深深体味到，只有真正肝胆相照的老友间，才会有这种呼吁为友人“去职”和“贺去职”，并得到对方衷心赞许的事情发生。从中，这对已入暮年的老人那种苍龙行雨、老树着花，欲在各自专攻的领域中，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出最后贡献的精神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人心。
    （三）
    父亲与羡林叔叔的生死之交，使他们在遭遇挫折和人生苦痛的时候，得到了对方的理解、支持和发自内心宽慰，从而汲取到情感的温暖与心灵的慰藉。有两件事，不能不提。
    记得1976年“四五”之后，父亲当时任顾问的《诗刊》杂志奉上级之命，要组织发表“批邓”的诗歌专版。那时的一位副主编多次打电话并亲自登门，再三要父亲写诗批邓，以支持刊物工作。父亲找理由一再婉拒。但是，正当此时，由诗刊社转来了一封已经拆开口的、写给父亲的反革命匿名信。父亲读后立即上交了《诗刊》社领导。于是，这位副主编在后来锲而不舍的约稿电话中，就加上了“收到反革命信件之后，应立即表明立场”之类的话。当时的主编也对杂志社的其他同志说“他是名人，影响大，也是对匿名信的一个回答。”重压之下，父亲无奈地写了几句应付之作。发表时，他发现某些诗句被改动过，更易引起读者反感，但原稿却在杂志社遍寻不见。粉碎“四人帮”后，身为党外人士的父亲，几次主动在作协的会议，流着泪做了严厉的自我检查。1977年秋，上级提名父亲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前他就是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在《诗刊》编辑部征求意见时，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当初多次向我父亲约稿并施加了压力的副主编，代表主编表示了反对，理由是：他写了批邓诗，思想意识有问题。当时，《诗刊》社许多同志议论纷纷，对此表示极不理解并为我父亲鸣不平。一位同志气愤地说：“很多人不知道有个《诗刊》，但对臧克家的名字，人人皆知。他思想的积极、诗歌的影响，不是一般人所能代替的。怎么能因为一首诗而否定一个人？！”直到距此事近三十年后的2004年我父亲去世时，当时亲历此事的原《诗刊》社的几位老同志，还不约而同地在悼文中，为此愤愤不平。父亲在重压下写的这首批邓诗，给他的声誉带来很大的损毁。但是，父亲默默吞吐下了这枚苦果，并在以后的工作和交往中，依旧以极宽厚的胸怀，对待这两位《诗刊》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但作为当事人，父亲当时的憋屈和愤懑，可想而知，他只能向几位至交吐出心中的不平，羡林叔叔在1977年12月3日接到父亲的信后，立即就写来了宽慰老友的话语：“刚才读到来信，深为不平。你对‘四人帮’的憎恨，别人我不清楚，我是完全知道的。我们见面次数不多，但每次你都对我痛骂江青之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北大××，《人民日报》、《红旗》写文章批邓。但邓副主席知道他被别人所迫。邓一恢复工作，立即调其到中国科学院任半导体研究所所长，这是何等胸怀！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真让我们敬佩，他们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你们《诗刊》这少数人竟形而上学到如此程度，真堪悲叹！但是我认为，对你来说一个人大代表完全不足为你增光，免掉这一顶桂冠，反而可以潜心多写点好诗。……你心里那一点情绪也完全可以驱除也。”读了羡林叔叔细心劝慰的信，父亲非常感动。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特意用红铅笔在信封的左上角画了双圈，以示这封信的重要；还在信中羡林叔叔的话下边画了红线，反复阅读。老友间的温暖，逐渐化解了父亲心中的委屈与苦闷。一向心胸开阔的他，很快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和创作中去了。
    羡林叔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长者。我记得从小到大有好几次，父亲对我讲起，叔叔是留德十年的大学者，在东方语言学等方面，是独掌一门的绝对权威。但是，从德国归来到北大当教授后，他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丢掉旧式妻子，又娶新人进门。他与从老家来的文化不高的夫人彭德华阿姨，一直和和美美，相濡以沫。文化和学识上的差异，可能会在思想共鸣和共同语言等方面，给了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某些影响，但羡林叔叔对妻子，没有丝毫嫌弃之情。在这个从旧时代带来的问题上，足见叔叔的品德与操守。我父母一直对此钦敬有加，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向我讲起这件事。叔叔曾在自己的散文中，这样描写贤良淑德的妻子：“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从这段话和羡林叔叔的用词中，足以看出他对妻子由衷的感激之意和深厚感情。彭阿姨不仅全方位地尽心照料叔叔的生活和饮食起居，而且在每年春天二月兰怒放时，必定和老祖（叔叔的婶母）用刚刚挖来的极新鲜的荠菜，亲手为老伴包荠菜馅馄饨吃，其味之鲜之美，在叔叔的散文中可以品到。这真是人生难得的享受。1994年冬天，在老祖和爱女婉如先后不幸故去后，与羡林叔叔结婚65年的老伴，也离开了人间。羡林叔叔对着她的遗像老泪长流，他内心的悲痛与孤寂，可想而知。我父亲得知了这不幸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去安慰：“死生亦大矣，你一定为之哀伤，此人情之常也。你与我，对生死的看法是一致的：乐生而不畏死。……我们都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保重身体，多活几年，多看一些新事物。一切在变，变化无端，‘鲁一变，至于道’，拭目以观。”他还与我母亲几次去电话，多方劝慰，请老友珍重节哀。为此，羡林叔叔在12月12日的来信中说：“你的信带给我极大的安慰，有如干旱中的春雨，‘润物细无声’。我年届耄耋，饱经忧患，对人生自谓已经参透。宋人词‘悲欢离合总无情’，自谓已能做到。然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老伴一旦长行，‘总无情’我就有点办不到了。”这番话，道出了叔叔失去老伴后的无比悲痛，也凸显了在人生重大打击面前，深挚友情的难能可贵。
    （四）
    父亲是一个视友情如泰山之重的人。他生前曾为羡林叔叔写了数篇诗文，尤其是在暮年，每当老友逢五逢十的寿诞之日，父亲就会亲笔题写特意为此而作的诗篇或是贺词、贺信，托我头发花白的母亲赶赴北大，将这情深义重的贺礼，亲自送到老寿星手中。1991年，86岁的父亲为80整寿的羡林叔叔写道：
    品高望重，眼向下看。
    学贯中外，盈而不满。
    淡于索取，勇于贡献。
    十载留洋，本色不变。
    看来容易，做到实难。
    仁者多寿，霞光灿然。
    时过5年，已91岁且患病住院的父亲，每天只能从床上坐起三四次。但是，他不仅请一直陪伴在旁的忙碌的母亲，抽时间代笔写了祝贺文章，而且亲自在病榻上，吃力地为羡林叔叔写了自称为“非诗非文”的十六句祝词《长年贡献多》：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
    有几个能够赶上？
    海外十年，心系祖国，艰难备尝，
    写下的日记何只万行？
    你的人，朴素非常，
    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
    天天跑图书馆，习以为常，
    你珍惜每一寸时光。
    你学识渊博，对中西文化
    最有资格比较衡量。
    你潜心学海，成绩辉煌，
    探得骊珠，千秋万岁放光芒！
    父亲对老友的思念是深长的。1996年7月7日，因年老多病一直很少动笔写信的父亲，“情不能自己”地在灯下，给羡林叔叔写去了“长达二纸”的长信，开头的一段情深而感人：“久违了！今午梦中欢聚——你到我家，一同吃，一同睡，一同谈心，论文，亲切、热情胜于1946年上海同室之乐。我长期失眠，以‘安定’为生，午间1-4时，大睁着眼，就是不能入睡，痛苦难言！今午，吃了半片‘安定’，睡了一个多小时，梦着你——这梦是几种因素凑成的：不时想念你；昨天巴蜀书社负责人黄葵（老相识）来访谈到你；今天在《光明日报》上《文史哲》广告中，看到头条里是你的‘制糖’文章，令我惊喜。梦里相逢，非无因也。山东人民出版社将出你的‘传’，作者约我题了书名——《季羡林传》四个字，我自觉是这几年来所题书名（许多）中最好、我最满意的一个，因为你的名字最好写，也许是心灵交通，形于笔下。”整篇书信，情动于笔端，读来令人深为感动而又感叹：两位耄耋老者的友情，早已是至醇至厚、浑然一体而又极亲切自然的一种味道了。
    ……
    然而，人，固有一死。2004年2月5日晚，我亲爱的父亲以99岁的高龄辞别人间。生前，他曾和羡林叔叔相期相约：活到120岁，多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变和大好河山！如今，父亲撒手西去，一双老友，从此天上人间，永难相见！他们之间近六十载的生死之交，极其珍贵而难得。这摒弃了世俗杂质的肝胆相照的真纯情感，在当今社会中，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值得深深品味和汲取的东西啊！悲恸中的我们全家，不敢贸然把这噩耗告诉羡林叔叔，他的秘书也一直小心地隐瞒着这个消息，我们生怕年过九旬的老人，经受不住痛失生死之交的重大打击。然而，叔叔不知从什么渠道（报纸？友人来访？），知道了这件事，他心中的情感可想而知。他曾经对我父亲讲过这样的痛切感受：“人到老年，老友凋谢，自是常情。我常想到古人用‘后死者’这一个词。‘后死者’可是并不容易当！死者已矣，对他的回忆却总是积淀在‘后死者’的心里，年龄越大，积淀越厚，厚到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种痛失挚友故交而又无力回天的沉痛，是无法形容的。我父亲去世后，邓广铭叔叔的长女可因大姐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回忆她已故去的父亲和“克家伯伯、羡林叔叔”的文章《友情老而弥笃》。每天读报的羡林叔叔，看到这篇文章和同时刊出的、1944年春节他们在我家客厅欢聚的合影，整整三天没有说一句话！三位老友，如今只他一人健在人间，此情何堪！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是利用什么时间，叔叔默默地写下了悼文《痛悼克家》。文章中，他又加快起他与我父亲的那场“笔墨官司”和南京、上海的相识相聚；回忆起那个“不言的君子协定”：年年春节来到我家的难忘团圆；他写到了我家客厅的墨色逼人和兰香飘溢；更形容道：“克家天生是诗人，胸中溢满了感情，尤其重视友情，视朋友逾亲人。好朋友到门，看他那一副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真令人心旷神怡。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半句假话会从他的嘴中流出。”最后，叔叔讲：“写到这里我偶然想起克家的两句诗，大意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克家属于后者，他永远永远地活着。”
    （五）
    羡林叔叔同我家的交谊和友情，并没有因为我父亲的故去而中断。因为我的母亲郑曼，不仅是从1946年开始的这段生死之交的见证者，也是它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其中的故事，同样不胜枚举。她不仅亲历和加入这友情的行列，更不知有多少次，是母亲代表父亲，倒几次车去北大探望羡林叔叔和他全家；带着我家两代人的心意，去庆贺叔叔的寿诞之辰，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如果说父亲与羡林叔叔之间，是无话不谈肝胆相照极为亲近的至交，那我母亲对叔叔则多了几分崇敬之情。羡林叔叔对我母亲这位“大嫂”的人品与才能，同样一直颇多尊敬和赞许。他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克家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一个老肺病，能活到九十九岁，才撒手入寰，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这奇迹中建立首功者是克家夫人郑曼女士。每次提到郑曼，北大教授邓广铭则赞不绝口，……邓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郑曼这位女主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些好话，但是还没有完。她除身上有那些美德外，根据我的观察，她似乎还有一点特异功能，别人办不到的事她能做到，我举一个例子——种兰花……”羡林叔叔一向对我父母的身体十分关心。她不仅来信中经常提醒老友要多多注意身体，而且在1974年得知我母亲“浮肿”后，关切地叮嘱：“郑曼浮肿，更应重视。你说她‘极忙’，这对于浮肿是很不利的。患浮肿的人，恐怕还是少忙一些，更为有利。”1976年，我母亲被怀疑身患乳腺癌，由于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她不得不赴南京检查，当时着实虚惊一场。羡林叔叔于是在那年10月3日的来信中问道：“你信里讲的情况，我读了都很高兴。只有一个情况，原来是‘且听下回分解’，现在到了下回，分解却看不到，这就是郑曼同志的病。她检查的结果究竟怎样？”在这有几分诙谐的语句中，叔叔的细心和关切之情，跃动在字里行间。这种感情从来不会随时光和环境而褪色。我父亲故去后，羡林叔叔仍不忘我母亲这位老友，每当有新著出版时，他总是照例送上一本（套），并亲笔题上被我母亲称为“实不敢当”的“郑曼大嫂惠存”几个字。
    在我父亲去世半年之时，尽心竭力为老伴的病操劳10年的母亲，不幸查出罹患肺癌并已到晚期。在身患不治之症的五年间，母亲十分关心羡林叔叔的情况，总是仔细阅读和观看报刊上与电视中关于老友的各种报道，而且隔几个月必亲自打电话去询问近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2007年，山东电视台拍摄“数风流人物”系列专题片《季羡林》，特邀已与叔叔相识六十余年的母亲，作为老友的唯一代表和嘉宾，参加拍摄。当时，由于右肺已完全丧失呼吸功能，87岁的她讲话很是困难。但是，她不仅事先吃力地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在采访她的几个小时中，更努力坚持着充满感情地诉说着那些过去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想，丝毫看不出半点病容，令在场的人非常感动。这种为老友倾全力的付出，她只感到尽了自己应尽的一点点心意与义务。
    亲自“远征”去探望久违的羡林叔叔，是我母亲多年来的夙愿。2007年2月15日春节前夕，她终于带重病实现了这个心愿。在301医院病房中，母亲见到96岁的故交“面色红润，坐得笔直，没有倦容，心中非常高兴。”（摘自母亲当日日记）半个多小时的会面，这两位步入生命晚景的老人，还有多少话没有谈完！临别时，叔叔拿出了早已嘱咐秘书准备好的故乡土特产和一个厚厚的信封，说这是年礼和给小平姐妹的“压岁钱”。多次推辞，直到叔叔佯装生气，母亲只得收下，回家打开，这礼金竟有万元之多。这是多么厚重的情谊和心意！我知道，叔叔是怕我父亲故去后，母亲身患癌症而我又多年疾病缠身，唯恐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因此借“年礼”之名，送上他这份深深的关怀。母亲收下了这心意，却充满母爱地坚决将这“红包”，全部分给了我和妹妹。拿着这份难得的“压岁钱”，年近六十的我眼眶湿润。我想起了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羡林叔叔的情景：那是50年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父亲带着我，和叔叔共同观看印度话剧《沙恭达罗》。舞台上优美无比的异域风光、貌若天仙的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和曲折感人的剧情，令我这个不足十岁的小姑娘，目不暇接，眼界大开，流连忘返，从此对身为该剧翻译的叔叔印象深刻，并且钦敬得五体投地；我想起了他年年来访的大团圆，他与父亲互剥水果、亲切拥抱的感人场面；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我陪父亲去对外友协参加印度作家泰戈尔诞辰纪念时，见到他身着朴素中山装、华发全白而又谈笑风生的情态；想起了十多年前我患病卧床，他每次春节拜年，定要专门来到我床前，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将春天的温暖提前送到我的心间；我想起了1992年7月，我的散文《我的父亲臧克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叔叔读后立即来信加以鼓励：“回来看到小平的文章，很有意味，非常喜爱。为什么不提一提你那要活到一百二十岁的豪言壮语呢？”……当我心怀万语千言地拿起电话，我知道，羡林叔叔由于年老耳背，已无法亲自接听。秘书杨锐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老人送出的最大的‘红包’，他是记挂郑奶奶和你的身体。老人的心重呀！”
    人间的事，冥冥中会有多少巧合与机缘。走在生命最后一程的老友间，大约更是如此。我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间，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她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2008年8月2日，由于病情加重，她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日记，而在这篇日记的最后一段，老人这样写道：“小平来电话，她从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又去看望季羡林先生及其他科学家。给杨锐去电话，请她代为转达我和全家，对季先生97华诞的祝贺。当晚新闻联播就播放了温家宝总理的看望。”这是母亲生命日记的终结之篇，她关心的，仍是羡林叔叔这位多年的老朋友！2009年7月8日下午，由于我父亲的故居在山东诸城即将建成，我平生第一次如此频繁地去打扰羡林叔叔，请他为父亲的故居题写馆名。因为，他几乎是唯一一位与父亲年岁相仿并且健在人间的父执了。两天后，2009年7月10日下午，羡林叔叔就提笔写下了“臧克家故居”五个大字。这是他为友情和至交而题，同样因为“心灵交通，形于笔下”而字字包含深情，笔笔清晰有力。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9时，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竟然平静地溘然长逝，永诀人间！“臧克家故居”五个大字，成了他98岁人生的绝笔，成了“生死之交”最好的诠释与注脚！
    ……
    面对绵绵不尽的回忆和羡林叔叔的突然逝去，我悲痛难抑，思绪难平：羡林叔叔，您知道吗，去年岁尾拿到今年挂历的时候，我特意把您的生日同我全家人的生日一道标注在日历上，因为，您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羡林叔叔，您知道吗，请您题词时，听季承大哥讲您身体精神都不错，我心中有多么高兴。那两天，我几次去稻香村，精心挑选了几种特制寿桃，准备在8月6日您98岁寿辰之前（因为寿辰那几天您的宾客太多），代表我已经故去的双亲，去见见您的面，去听听您的声音，将我们全家三代人的心意，在您面前双手奉上……然而，您为什么不等一等，哪怕再等上十几天！您收下了我的心意,我见到了您的面,深深感动于“生死之交”的我，也会减少些终生之憾！
    亲爱的羡林叔叔和我日夜怀念的双亲，当我流着泪写完这篇文章，我知道，您们已在天堂再次团圆。生死之交从来没有被生死阻断。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天堂，您们的精神与友情，地久天长，永恒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