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党内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自1958年成老来山东大学之后，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有机会经常同他接触。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简洁流畅的文笔，慈祥和蔼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时时萦回在我的脑海中。写下几件令我难忘的事情，以表示对老人的怀念。
    政治上保护干部
    成老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非常重视质量和效率。谁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他都会不讲情面地严肃批评。同时，他对干部又是十分关怀爱护的，从不随意借政治运动之机乱整干部。
    1959年，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与通常搞运动一样，大小单位都要找出重点人物，进行批判。山东大学也不例外。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行各业浮夸风甚盛。因为我对这些报道有疑问，在一次学习小组会上说：“一亩地产几万斤不可能。大家可以想想，一亩有多大面积，可种多少株庄稼，怎么能产出万斤粮食？以我的家乡黄县为例。黄县是山东省自然条件、土质最好的县份之一，在农业上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水肥也跟得上，而每小亩一般只能打一石（600斤）。”因为这些话，有的人就要定我为右倾，给我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进行批判。当部门党组织向党委汇报时，作为常委书记的成仿吾同志说：“王启新是一个好同志，他说的话有道理，不能因此定他为右倾。”因为成老的保护，我才得以逃脱了一次大难。
    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每次想到此事，都会在心底深深地感激成老。成老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志亦是如此。由于成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心爱护干部，因此，虽然当时在山东大学也进行了反右倾运动，对某些同志也作过批评，但很少给同志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政治上加以惩处。
    工作亲自动手
    成老在工作中，一贯强调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反对光说不干的飘浮作风。在这方面，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论是写文章或作报告，一向是自己动手。据我所知，除了像党代会和校委会的工作报告，由党委或行政办公室的同志起草外，他平常向干部、教师和学生作的有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不用别人代劳，更不会把别人写好的材料拿去照本宣读。
    1960年学校开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当时成老负责作开幕词和闭幕词。不巧地是，临开会前几天，成老患重感冒，发高烧，不仅卧病在床，而且喉咙沙哑不能大声说话。怎么办，是延期开会，还是由别人代替呢？他是决不会因自己生病而影响大会的按时召开的，并且他自己承担的任务也不会轻易地推给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成老让我把他考虑的意见写成讲话稿，请党委副书记叶锦田同志代为宣读。按照他的意见，我认真地起草了讲话稿，先读给他听，他听了之后，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段落的安排、词句的改动等每个细小的方面。最后作为他的讲话，由叶锦田在大会上宣读。
    关心爱护学生
    成老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也是很突出的。对于这一点，他所工作过的学校的师生员工都是尽人皆知的。
     1960年，在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下，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山东各高校都扩大招生，招生人数比通常多1/4到1/3，有的系科专业甚至要多一倍。由于招生数字过大，新生的质量就不能保证。因此，一些水平较差的学生也被招了进来，被称为“大肚子”班。再加上当时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正常的教学活动出现了许多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年，省教育领导部门又通知各校淘汰一部分学生，称之“泄肚子”。学校接此通知后，作为校长的成仿吾同志，不是机械地立即执行，而是令教务处长赵凌和我两人到各系摸底，由各系提出被淘汰学生的名单，汇集后再研究决定。由于当时各系提出的被淘汰学生的人数过多，如果按此名单执行，势必会使一大批学生离开学校。
    成老认为不能如此，如果大量淘汰，一定会造成混乱，并且决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我们的学生。既然把学生招来了，就应该认真改进教学工作。可以分班上课，加强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使学习吃力的学生能够跟上班。学习太吃力的，可考虑留级。对于极少数实在跟不上班的，则再视不同情况个别处理。成老把学校的打算认真向上级作了汇报，取得了上级的支持。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了教学工作，从而使一批学习吃力的学生渡过了难关。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跟班学习，没有被学校淘汰出局。
    革命意志至老不衰
    成老事业心很强，革命意志至老不衰。尽管进入耄耋之年，依然为教育事业不辞辛苦地操劳。
    1982年，八十五岁的成仿吾同志，在完成口述《战火中的大学》一书之后，想把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教育工作与四个现代化》。按照他的设想，这篇大文章的结构分上下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过去教育工作的回顾，后一部分是对今后教育工作的展望。他认为教育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与其他事物一样，教育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后的教育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越来越重要。
    正好这时我因参加编辑《成仿吾教育文选》一书到了北京。见到成老，他高兴地向我谈论自己的设想，并表示编完《文选》后，想叫我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我自己当然也很愿意帮他做此工作。曾计划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由成老口述（因为他年事过高，不能过分劳累，每天可谈两个小时），把他的想法全谈出来，然后我把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的提纲，再读给他听，定下大的杠杠，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充实，写完整，最后写成初稿，然后经他审阅修改再定稿。估计此文可以写成20万字，力争成为一部科学的教育论著。
    但因为我当时在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行政事务比较多，不能长期离开岗位承担这一任务。经《文选》编委会商定，请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同志负责组织人员协助进行。张腾霄同志主持人大工作，比我更忙，一时抽不出时间进行此项工作。原想拖一段时间再做，不料过了两年，八十七岁的成老离开了人间，使这件事情最终落空。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也是一大遗憾。
    成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理想和事业是长存的。我们要遵照他的遗愿，为实现崇高的理想和未竟事业尽上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