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萧涤非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中国文学史家。世称杜甫研究权威。
    一、走自己的路
    父亲在一次校庆大会发言中，谈到闻一多、老舍、华罗庚诸先生无师自通时，曾不无自豪地说：“谈到我自己，也有那么个劲，走自己的路！”
    父亲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一个穷秀才家。排行老三。祖父名雪初，号晴谷，能为人排难解纷，人称晴谷先生。祖母杨氏，生三子二女。父亲未满周岁丧母，10岁成了孤儿。这悲苦童年仅有的一点温馨，竟成了他一生无尽乡思的源头。
    在此之前，他曾在村上我祖父创办的三益小学读书，有时也放牛、爬松毛，亲见农民疾苦。当时读的书还多是《论语》、《孟子》等，方法也是死记硬背的老一套。父亲说：“这也有一定的好处。一些有益的格言，当时虽不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会懂得，并影响自己的行为。”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水浒传》白胜唱的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歌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些都对父亲的一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父亲随我大伯辗转外地。1920年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两年后，转学南昌心远中学，夏征农、吴有训等曾就读于此。这时，大伯常拿些没有标点的书让父亲“啃”，其中的甘苦，父亲至老不忘。家人的苦心，亦可想见。临川夙号才子之乡，初唐王勃即以“光照临川之笔”颂之。这些使父亲从小用以自勉，读书倍加勤苦。
    1926年父亲20岁，由南京江苏省立一中同时考取清华、东南（即后中央）两所著名大学。因得堂叔的资助，又慕梁启超之名，遂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清华七年，父亲深受黄节先生教益。1930年大学毕业，论文为《历代风诗选》，把《诗经》以下至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在这方面当推杜甫为最。另外，他还悉心整理并发表了黄先生讲授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的笔记。由于四年总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故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每月30元津贴。导师黄节先生是第一个在大学讲乐府的，指导父亲完成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还送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时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11秒1的清华记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
    1933年经黄先生力荐，父亲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专任讲师，所开第一门课即四年级必修课“词选”。这年他27岁，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是当时同学中年龄比他还大的一个。1935年黄先生病逝北平，父亲远道奔丧，大病一场，以诗哭之。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曾一度冒险接济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换校长，父亲被解聘。离青时结婚。母亲黄兼芬老师，江西武宁人，1917年5月16日生于茶商家庭，著名爱国将领李烈钧将军的外甥女。这时就读山大，此后相伴53年风雨同舟。当时因请不起客，只好上火车前发送婚帖。老舍先生闻讯赶来，把他的一本刚出版的《牛天赐传》送作纪念。
    此后，父亲先在四川大学呆了五年，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嵋山下，幸亏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联大，另一老友黄玉佳先生从香港电汇路费，这才得了活路。在昆明的五年，生活也极艰难。父亲曾卖掉心爱的书籍，兼教专科、中学及至小学，拼命干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甚至把我尚未出生的一个姐姐，说定送人，为此父亲写了悲痛欲绝的《早断》诗。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治学，1943年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终于出版，并发表一系列论词之作。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爱国民主运动。父亲的学生潘琰遇难，他怒不可遏，写了《哭潘琰君》诗二首，发表后因有“血染青天白日红”一句，受到反动派恫吓和警告。现实使父亲对杜甫诗产生共鸣。1947年，他重返山大，第二年，便开了“杜诗体别”这门课，印发了数十万字的讲义。（李希凡同志曾旁听过）
    1951年父亲主动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结业时，写诗说：“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这是他的真心话。从此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丰收时期。先后出版了《杜甫研究》、《读诗三札记》、《解放集》、整理校点了《皮子文薮》等。1961年至1963年，在北京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诸先生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并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撰写一系列文章，如《人民诗人杜甫》等。1964年在党组织鼓励下，开讲“毛主席诗词”课，并发表赏析文章。不乏确当见解。
    “文革”中，父亲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杜甫研究》被列为“大毒草”。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但当1972年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点名批判他时，他还是相当理直气壮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尽管那时气氛不正常，被批判者照例没有公开答辩的权利。1975年他应约写关于刘禹锡的文章，这是十年中发表的唯一一篇。多年不敢有一字来往的亲友，看到他的“亮相”，纷纷写信庆贺他的健在。其实他曾大病多次，多亏一些好心人暗中帮助。
    经过十年浩劫，父亲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工作热情依然不减当年。1978年他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并成立校注组，邀请廖仲安教授担任副主编。一面广泛积累资料，一面率组万里寻访杜甫遗踪。1981年重要资料基本都有了。1984年又在巩县主持了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的样稿征求意见讨论会。《重谒邙山少陵墓》诗，是他第一次肯定杜甫真墓在邙山，已刻石立于杜甫陵园内。同时，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毅然发表了与郭老争鸣的长文《关于〈李白与杜甫〉》，及其它文章近30篇，并修订旧著出版。
    父亲执教近60年，桃李满天下，深受敬重。他教书多着眼于人的骨气，他当年赠别联大毕业生的诗“端知前路饶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便含有这种用意。他育人更怀“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的苦心。建国17年，他和冯、陆、高是被称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的。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不仅给本科生上课，还辅导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从未休假。培养过如项怀诚等一大批国之栋梁。他诲人不倦的教学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向为学生称道。他说：“如果一堂课教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新时期，父亲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躯，仍致力于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撰写书序，培养了我国古典文学专业的首批五名硕士和两名博士。并接受国家教委安排，指导美国高级进修生。对于他们毕业后的提高与发展，父亲仍继续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此外，父亲还为电台撰稿，尽量亲自答复各界来信，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指导意见。难怪有的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美、日等国学者以为“汉学伟人”。
    父亲辛勤工作几十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及文科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杜甫全集校注》主编等。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问、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会、中国唐代文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山东省人大代表、省文联副主席、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以及中华诗词学会、山东诗词学会和陶研会、齐鲁书社、联合周报、江西诗词学会顾问和江西师大学术顾问等。荣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90年7月，国务院决定首批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91年4月15日，父亲病逝。学界震悼，惊呼“当世学者如先生者无多”。党、国家和人民给予高度评价。盖棺论定，有这样的说法：“萧先生就是当代的杜甫，新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先生说过：“只要道出实情，便是公道。”
    二、青灯写如豆
    父亲在《自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诗中写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其实他的著作，大都经历了这样潜心钻研、反复锤炼的过程。父亲治学，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前期侧重乐府和词，后期侧重杜甫诗和唐诗。他的著作，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
    （一）《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3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再版。迄今多次印刷。原为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主要特点是阐发汉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作品本身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使读者通过了解一时代乐府之得失而知其社会政治之状况。在写法上，“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所征引之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很不同。黄节先生曾写了两千多字的评语，肯定备至，以为“宜置超等”。本书问世至今，深得学术界高度重视。认为“成绩突过前此著作”，“如论五言出于西汉乐府民歌不始班固，极有见地”，“论木兰诗为北朝作品，均可成为定论。”（王运熙）而对本书主张今日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的观点，更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钱仲联）。今天看来，亦不失为“乐府文学的最佳通史”（文学书窗）。
     （二）《杜甫研究》195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本，1959年出合订本，1980年齐鲁书社出修订本。本书是在《杜诗体别》讲义的基础上，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开创性力作。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影响及作品，都作了系统论述，指出杜甫的伟大，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的园地；而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等等，尤为独到。同时，针对当时只谈作品思想性，不谈或少谈艺术性的偏向，特辟《杜诗的体裁》专章，用较大篇幅分析杜诗的艺术性。全书始终遵循“实事求是”与“知人论世”两条原则。《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即其显例，《文史哲》发表后，《新华月报》曾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本书创造性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盛誉，被推为“建国三十多年来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学术界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学术月刊）“至今对我们当代学者仍具有指导意义”（傅璇琮）。
     （三）《杜甫诗选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普及本。迄今印数已达几十万。本书原为《杜甫研究》下卷，共选杜诗281首，按诗人的生活经历分为：“读书游历、困守长安、陷安史叛军中及为官、漂泊西南”等四个时期。每期前面，均有这一时期写作情况与作品特点的概述。目录还标明各诗之体，以突出杜甫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本书注解的一大优点，是运用“以杜解杜”的方法，也就是清人吴兴祚说的“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并力求做到鲁迅先生所谓的“三顾及”。这些亦属独创。论者认为“注释语句无多，简明洁净，说的中肯。”（臧克家），“一直被广泛誉为海内最好的杜诗选注本之一”（文史哲）。2001年教育部列为指定书目，作为专业主干课考核内容之一。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大学生必读本”。
    （四）《乐府诗词论薮》1985年齐鲁书社版。本书为古典文学论文集，凡27篇。几乎囊括了前此除专著外的所有有关古典文学的单篇文章。其中既有才思敏捷的少年之作，也有深思熟虑的中年之作和雄风犹在的老年之作。考论赏评多种多样，颇具特色。1986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
    （五）《中国文学史》（四卷本）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修订再版，1991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父亲为五主编之一，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
    此外，还有《读诗三札记》（1956年作家出版社）、《解放集》（195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校点《皮子文薮》（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与人合作之重校本）等。未刊稿尚有《杜诗体别》、《毛泽东诗词讲稿》、旧体诗词集《有是斋诗草》等多部，以及散见于各报刊尚未结集的文章。
    三、非敢望解颐
    父亲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中说：“嗟子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这是他的真心话。
    父亲治学60多年，我以为有如下特点：第一，注重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他说，如果说我那本《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还不无可取之处，那也是由于得到《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两句话的启发。他的杜甫研究更是显例。第二，熟悉研究对象，越熟越好越有用。至于如何熟悉，他认为最好是对研究对象有热情、感兴趣，以至爱得入迷。第三，掌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从《历代风诗选》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再到《杜甫研究》，纵看是由博而专，但横看每一具体项目却又是由专而博的。但二者应以专为先。第四，教研结合，父亲著述，大抵经过先开课，再发表，后出版这么三步。以便听取意见，不断完善。第五，严谨认真。这是父亲为人治学的一贯作风。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品德。他最厌恶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粗枝大叶的马虎作风。有时他对我的写作提意见，那个比你自己还要呕心的认真劲，真让人服了他了。他的两位博士生李从军、林继中毕业后来信都说从萧先生那里学到了“认真”二字。第六，强调为人是为学之本。比如治杜，父亲一身强调先学其人其志，他说：“吾人学杜诗，岂徒曰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又说：“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杜甫卖命。”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卖命”人呢！
    二十三年前，他在题为《心声》的词里说：“誓都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十六年前，他又套用陶诗表白心迹：“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渴望亲见他主编十三年的《杜甫全集校注》早日完成和出版。十一年前，他抱憾而去，圆睁双眼，真真是死不瞑目！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足以垂范后世。“先生原不死，万古姓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