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7日是邓从豪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邓从豪先生是著名理论化学家、教育家，生前曾任山东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学术造诣精深，科学求索不怠，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和教学长达半个世纪，在配位场理论、电子相关理论、量子散射理论、过渡态理论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发表了22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指导了3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三等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们三人在“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成为了邓老师的研究生，此后，一直在邓老师身边工作。作为邓老师的三个门生，我们回忆在邓老师身边学习、工作的20个春秋，回忆邓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仍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怀念邓老师。我们深深地感到，能够做邓老师的学生是我们的莫大荣幸，从邓老师身上学到的“正直为人，认真做学问”的品格，是我们享用终身的宝贵财富。
    邓老师常跟我们说，一个人要给自己定好位，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再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达到此目标。邓老师自幼便志向远大，他在小学中学时就熟读《牛顿传》、《居里夫人传》，“科学救国”是他的崇高理想。因此，他做学生时就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出类拔萃。邓老师出身贫苦农家，因交不起学费，他的父亲典当了全家赖以活命的粮田。因无盘缠，曾跋山涉水、忍受饥迫和蚊虫叮咬，徒步七天赶往设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参加高考。在厦门大学求学时，不但取得了化学系毕业文凭，而且学完数理系的几乎全部课程。邓老师能够在理论化学领域取得饮誉四海的成就，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天才加勤奋；其二是师从名家，奋斗不息，求学终身。他的聪慧天资自不用说，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能够同时把数理系的课程消而化之绝非常人所能为，而他的勤奋却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邓老师是从不消闲享受寒暑假及节日的，他是真正实践了“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读书学习”的人。山东大学的老同志都清晰地记得，不论寒冬还是炎夏，在深夜之际都能看到邓老师书房的灯光。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淹没在“红色革命”的狂潮中时，邓老师都不曾中断读书、学习和研究。化学系上了年纪的老师都知道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邓老师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由于太过专注，下班时间到了却浑然不觉，也未曾听到管理员询问的声音，以至被反锁到了里面，只好忍受饥饿等到家人来找，然后再去找图书管理员来开门。有时为了寻求清静的学习环境，邓老师要求图书管理员把自己反锁在资料室里。新年春节，邓老师也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从不休闲。更让人感动乃至终生难忘的是：在年近八旬的邓老师病重住院期间，仍在病榻上推演公式，试图更好地用超球坐标直接解出分子的本征解问题。1998年1月16日，也就是在邓老师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去给他汇报年终工作总结时，发现他尽管已经很虚弱，但还是在床上查阅一本英文版的《群论》。这里，我们可以套用毛主席一段话的句法：一个人用功努力一阵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用功努力，一辈子刻苦钻研，毫不松懈，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第二方面，邓老师常说，他求学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给他授过课的老师如傅鹰教授，蔡启瑞教授，卢嘉锡教授，唐敖庆教授，吴征铠教授等，都是留学英美，名冠当时，品德高尚，学问一流而各领风骚的名师，建国后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邓老师每提起上述诸位大师尤其是唐敖庆教授，感佩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动容。邓老师尊师敬贤的美德将永远昭示后人。
    邓老师能够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还在于他高瞻远瞩，勇攀高峰，不惧寂寞，不怕坐冷板凳。邓老师说，科学研究要抓关键且影响大局乃至全局的问题，可能很难，但要能够耐得住寂寞，敢啃硬骨头锲而不舍。他进而说，不能逮住木板子薄的地方钻窟窿，要敢于钻厚木板甚至是铁板。邓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晚年取得卓越成果的电子相关理论、量子散射理论等课题都是很难但是能影响全局的问题。联想到时下社会风气浮躁，学风不严谨，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真令人痛心疾首。
    邓老师一生清正廉洁，有口皆碑。自1956年起他曾先后担任系、校领导。邓老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事们都一致评价他从不贪公家一墨一纸。邓老师曾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文教组副组长，一次带队赴滨州市考察中小学教育，当地领导送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包红枣，邓老师的一包带回学校给我们品尝。说到当地有一所小学教学条件太差，孩子们的桌凳破旧不堪时感叹唏嘘，师母在一旁插话道：“邓老师无法拒绝人家的好意，寄去了100元钱，写信嘱咐给孩子们买几个板凳”。这就是邓老师！
    邓老师一生孝悌，当他从厦门大学毕业有了薪水，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积钱帮助父亲赎回了土地。邓老师的弟、妹终身务农，生活拮据。邓老师总是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拿出补贴弟、妹家用，这一做法坚持了几十年不曾中断。
    邓老师是一位宽厚仁慈，平易近人的长辈。1996年夏，邓老师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当他的学生葛广路赴美留学，前来家中辞行之时，邓老师热情接待且坚持将他送出门外，小葛是含着眼泪离去的，邓老师却在楼门口注视小葛直到他走远才返身家中。邓老师逝世后，小葛谈及此事之时泣不成声。1981年，学生武鹏光因家贫无盘缠，无法赴京参加留美学生选拔考试，邓老师得知此事后，将50元钱托带队的奚正楷老师转交小武，让小武万不可误了这次机会，并嘱咐莫要声张。直至1999年1月，在邓老师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时任济南大学校长的奚正楷教授才公开此事。如此类之事，邓老师毕生所做很多。
    邓老师任教山大的数十年中，邀请了许多国外学者前来讲学。受邀之人，不唯名气，却重水平。例如，1992年，纽约大学助理教授张增辉尚未成名，但当邓老师注意到了他在S-矩阵变分法方面的出色研究后，不仅在《化学物理学报》撰文推介他的工作，而且诚邀其来山大访问讲学。后来，获得了美国总统科学奖的张增辉教授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形。他说道：邓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辈，他成就非凡，享誉中外，学识渊博，明德惟馨。我比邓先生小40多岁，但他平等待我，还邀我去他家中促膝长谈。邓先生平易近人，宽厚仁和，确有长者之风。张增辉教授言辞恳切，直至说到眼眶湿润，在场师生无不动容。
    邓老师虽为学者，但决非“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人。1948年冬，他在南昌中正大学任教时，爆发了“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学生运动，当伪江西省反动当局抓捕上街游行的学生时，邓老师挺身而出，为学生辩护。为此，他遭到了学校当局的解聘，却也成全了邓老师与山东大学的缘分。1948年底，邓老师来山大任教，此后，他在山大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长达半个世纪。在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由于邓老师建言“不能让过多的政治活动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而遭到错误批判，其化学系副主任职务亦被罢免。“文革”期间也曾遭到不公的对待。邓老师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当一切不实之辞被推倒之后,他心态平稳,冷静对待,全无怨天尤人之意。
    光阴似箭，邓老师驾鹤仙逝已经十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谆谆教导尤在耳畔。如今，我们三人都已年上花甲，我们仍将努力向邓老师学习，积极工作，刻苦钻研，为提高我校的理论化学水平而奋斗。邓老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