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与同门董映雪，跟随导师丛新强，一同敲响了文学院退休教授牛运清先生的家门。这天，济南气温骤降，一改开学来的春和景明，路上风柳摇荡，落花成雨，好似维摩天女当空。

牛教授是导师的导师，我们早有耳闻却未曾得见的师爷，幸有《山东大学中文论丛》组织的系列采访给了我一闻师道的机会。牛教授八十有余，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在窗外烟雨濛濛的淡灰色里，如一棵独立世外的苍劲古松，巍峨肃穆，讲话时，眉目间又自然舒展开春风化雨般的温和谦逊。与这样的学界耋老迎面对坐，只隔两杯淡茶的距离，紧张之余，我感到一股特别的温馨与安定，青年生活中许多缠绕不去的焦灼，都在这湿漉漉的雨天里梦一样地消散了。桌上排满了牛教授过去或参编或独著的十几本书，讲到兴起处，他常信手拈来，指点一二。由臧克家题签、在九十年代精装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大地之子的抉择》，是他的代表作。他兴致勃勃地翻开微微发黄的书页，谈起至今仍信奉着恩格斯所讲的文学批评尺度——美学的和历史的，坚持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如力士安泰俄斯与其地母的须臾不可分离。他为研究柳青专门找到了《创业史》梁生宝的人物原型，为撰写《刘白羽评传》与传主本人及多位知情人连日长谈，谈到自己终于为研究课题找到了丰富、翔实的材料时，他拊掌大笑道：“这下写书就心里有底了。”

在设计采访提纲时，我注意到牛教授的学术眼光有从散射文学现场到聚焦个别作家的转变，本想就此重点设问，好好了解一下文学史研究与专门研究之间的关系，他却给出了意料之外的答案。“改革开放初期做关于文学史的整体工作，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还有抢救消失中的史料。”原来，是学科建设的时代需要超越了个人的兴趣追求。那是一代轻视名利、急人所急的理想主义学人，现在已很难想象他如何在仅有纸笔的年代里孜孜矻矻地撰成那么多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作，它们都已经成为后续研究绕不开的重要文献，而集众人之力、最早撰成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竟无人署名主编，更引起听者无限的慨叹。

经过一个上午的访谈，牛运清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浩然的君子之风，通过他亲和平易的谈吐，深深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