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妹妹王理来兄妹二人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齐鲁医学院校友门落成百年的庆典活动。走进齐鲁、了解齐鲁是我们多年的愿望。我们虽然不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但有很深的渊源，齐鲁医学对我们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典礼下午的校友活动上，我在发言时就说：“我生在四川，抗美援朝后期随父母亲来到东北。我不会说山东话，也把四川话都忘了，但我还是要说，老乡好！”

我祖籍是山东禹城，是地道的山东人。我的爷爷王汉青1911年预科入学，1919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编者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前身），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齐鲁大学的学生。

爷爷育有八个儿女，把他们都供上了大学。我的两位伯父在30年代也走进齐鲁大学，一位1937年毕业，一位1939年毕业。他们一位学医，一位学药，都选择了他们最喜爱的专业，也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抗日战争期间，齐鲁大学西迁到成都华西坝，很巧的是我母亲也来到了成都。我的外公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抗日时和日寇奋战八年。外婆带着三个孩子，背井离乡来到四川，把三个孩子也供上了大学，其中我母亲1938年在成都考进了齐鲁大学，当年仅仅16岁。

算下来，我们家有4位前辈出自齐鲁大学，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了极大影响。

抗日时期，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等五校在四川成都联合办学，一起读书，我的伯父在齐鲁、华西、中央大学的联合医院工作过，我的父亲那时在华西协合大学就读。几十年后，看他们校友聚会也是不分齐鲁和华西，大家欢聚一堂。

2020年抗疫期间，当我看见来自齐鲁医院、华西医院的医疗队在武汉天河机场相聚，彼此加油，我非常感动，也暗暗为他们祝福。

国家需要之时、危难之际，我们医务工作者从不缺席。抗日时期，我的伯父王化南参军在军队医院救治过伤员。我的父亲毕业后和同学们也一起到部队医院救治伤员，五十年代率领重庆抗美援朝医疗队跨过鸭绿江，到过三八线，作为中朝谈判代表团人员，参加过交换伤病战俘。六十年代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作为后方医疗总顾问。他在前线立了功，母亲在后方也立了功。我想这都是我们山东人的骄傲，也是齐鲁医学的骄傲。

我们对齐鲁医学是陌生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来过；可是我们对齐鲁医学也是熟悉的，“东齐鲁，西华西”耳熟能详。我们经常听到前辈们谈起齐鲁，讲起当年的故事，也保留了他们当年的照片。在母亲的学生登记表中，还可以看见当年学校给予他们贷款帮助。国难当头，那时的学生不容易，这些帮助都记在了他们的心里，让他们对学校一直都怀有一份感恩的心。

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山大校友徐桂欣女士和姜海峰先生的帮助，和学校取得了联系。我们决定把爷爷100年前使用的显微镜捐献给齐鲁医学院。

爷爷当年从齐鲁大学毕业后，先在外国人于周村开办的一所医院工作，因不满外国人歧视，他于1922年开办了中国人在周村当地的第一所医院，叫作汉青医院，使用的大多是德国进口的医疗器械。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留下的物品极少了，爷爷去世后曾留下两台显微镜，一台德国的捐给了他和两位伯父及父亲的中学母校——济南的济美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市第五中学，捐献时正逢学校建校百年。另一台美国产的显微镜，父亲一直珍藏着。

父亲去世后，我们一直在思考，显微镜应该如何保留？留在家中传给后人，固然可以，但我们觉得应该给这百年的老物件找一个更好的归宿，也是对我们家前辈的一个最好交代。

我们觉得齐鲁医学院是最好的选择，把这物件送给母校，相信爷爷也是由衷赞成的。希望学校能够善待这位百年后归来的“老人”，也希望更多的齐鲁医学后人可以看到齐鲁学子当年的工作物件，激励大家今天的学习和工作。

走在齐鲁医学院校园的感觉真好，我在心里也在寻找爷爷等前辈的脚印。祝愿齐鲁医学院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