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课程是西方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而我们只将其视为专业教育外的拾遗补缺。
　　如今，提及“通识教育”，只要对高等教育稍加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一起源于国外高校的名词自上世纪末进入中国后，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便是其中的一员。
　　从2000年开始，刘志业对通识教育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今。虽然近些年国内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但在刘志业看来，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核心课程”还是“拾遗补缺”

　　《中国科学报》：您曾提到过，近些年国内通识教育在方向上出了些问题，您所指的是什么？
　　刘志业：不可否认，近些年国内高校在通识教育，尤其是通识课的设置上花了不少心思，但我们的心思主要用在了多开几门选修课和通识课，多配备些教师资源上，而对于课程内容以及课程间内在联系考虑得不多。
　　具体地说，目前我们所开设的通识课程，多以“通论”加“概论”的形式出现，而这种课程最多能给学生普及一些概念性的内容，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其实意义不大。
　　应该说，在这方面，台湾地区以及西方一些高校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以美国为例，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在内的众多高校已经有上百年通识教育的经验，甚至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高等教育近百年来的改革发展史，就是通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哈佛大学，其最有名的不是科研，而是本科生教育的通识核心课程。
　　《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刘志业：一个很明显的不同便是：国外高校并不存在大量的概论性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经典研读课程，其研读内容范围极其宽泛，涵盖了历史、宗教、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在这些课程中，教育者将自主权充分交给学生，老师则负责对学生进行引导，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学生对经典的理解。
　　课程设置的不同，其实反映了中外高校对通识课程应承担作用的不同理解。西方高校通过引导大学生研读经典，完成的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塑造。换言之，通识课程是其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而我们只将其视为专业教育外的拾遗补缺。

　　通识教育目的是什么

　　《中国科学报》：在国内的通识课教学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某些“有趣”的或者容易拿学分的课程，选择的学生爆满，但有些稍有深度的课程却无人问津，您对此如何解读？
　　刘志业：我曾听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在通识课上，学生最怕老师问的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课程并没有真正吸引学生，更谈不上影响学生。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搞明白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能正确地引导学生，只能给学生提供大量课程，让学生在漫无目的的情况下盲目作出选择，其结果就是易通过、没深度的课程受到欢迎。
　　这与整个高等教育的工具理性过于突出有直接关系。高等教育需要塑造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起批判性思维、人文情怀以及对本民族文明的吸纳与继承，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通识课程的教育和引导，但过于突出的工具理性则导致我们的通识教育变了味道。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
　　刘志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即使我们不去设定西方的价值引导，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又有多少是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我们的那些最引以为傲的经典，那些对塑造中华文化价值根基发挥最重要作用的《论语》《孟子》《道德经》等，如今的大学生又有几个能知道哪怕是皮毛性的东西？在这方面，通识教育能做的工作真的还有很多。
　　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中，对哪些是应该继承并能够教给学生的，要作出选择。应该说，随着社会媒介的日益多样化，学生接触传统文化的渠道也在扩充，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接触到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性的内容。我们需要为学生选择有益的，能够与当代价值相互融合的文化内容。当然，这一工作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应该说，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能丢失，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我们的教育选择了哪些文化内容、是否与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相融合，直接决定了青年一代的文化判断。

　　通识教育的三个向度

　　《中国科学报》：在您的观点中，对目前通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么在您看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对通识教育进行规划？
　　刘志业：在我看来，通识教育需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首先，总体框架要围绕正确的价值体系搭建，同时避免对本民族文化基因的丢失，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是通识教育的价值向度；其次，通识教育要对当前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发挥作用，这是通识教育的逻辑发展向度；第三，我们还要培养学生适应当代世界的发展。
　　具体而言，我们的通识教育应注重学生批判思维的养成，通过对文化的理解和批判，建立起对事物的具体认识；同时，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今天，通识教育还应培养学生对不同文明间沟通的能力，以及对快速发展的时代的适应性。
　　《中国科学报》：对于这些规划和目标，您觉得该如何落脚呢？
　　刘志业：正如刚才所说，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学习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经验，研读文化、学术与教育经典。在教师引导下让学生自由地研讨，而不是满堂灌。在今天的很多大学，学生可以选择诸如“电影欣赏”之类的课程，然后轻松地拿到学分，但这并不应该是通识课程的全部，我们更需要的是引导学生研读一些有深度的课程，使其自己思考，形成独立的认识。
　　在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错误地理解了一个概念，认为包括会计知识、法律知识等在内的一些硬性知识也可以开设成通识课程，这其实是违背了通识教育指导思想的。通识教育的做法应该是通过读经典，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批判力，在学生的人性价值塑造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很多人觉得，只要提供几百门的课程，就已经力度很大了，而丝毫不去考虑课程的内容合不合适、结构合不合理。
　　要知道，哈佛大学的核心通识课是有着严格要求的。哪些课学生必须学？哪些课程又是不同专业的学生必须学的？都有明确规定。学生只有学完规定的通识课程，才能再去学习专业知识；反观我们的课程更像是“自助餐”，种类越多、“分量”越重，似乎就越成功。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评估机构，真正为我们的通识课设定一个框架和规范。只有这样，我们的通识教育才能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