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有效的教育，是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对于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处于科学研究起步阶段的青年学子来说，要通过教育引导，把对真理的追求、对诚信的敬畏种植在他们心间。”在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现场，面对上千位青年学子，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申维辰的一席话发人深省。
　　在中国科协本届年会上，多位与会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科技团体代表、专家学者，几乎都对“学术诚信”这个话题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学术失信这个“结”该如何去解？
　　学术失范，缺在养成教育
　　“缺乏养成教育，是学术失范的主要原因。”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对记者坦率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国多数大学缺乏长期的学术积淀和悠久的学术传统，这种状况本身就容易导致学术失信的发生。”有意思的是他列举的一个例子，引起了多位与会学者的争论——
　　“美国一名法学家曾发表过一篇著名论文《世界贸易宪法》，全文11万字，其中脚注占了10万字，正文仅有1万字。”张保生指出，虽然从字数来看，该文的原创内容仅占9%，但它符合学术规范，是一篇世界法学界公认的好论文。
　　“很多情况下，我国学者论文正文和脚注正好相反，似乎引注多了显示不出自己的水平。”张保生随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国内一篇文科研究生论文中有91%是引用，但是明确注明了引用情况，而只有另外9%是原创，那这个研究生该不该给他毕业？
　　“我会让他毕业，这就是引文规范的重要性。”张保生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没有让学生养成引文规范的习惯。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常信对此持反对态度：“一篇论文中有91%是引用，应不能称其为是该作者的学术成果，也不能给予毕业。”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站在张保生一边：“创新成果绝不能只看原创文字的比重，9%原创的论文并非没有创新；反之，完全没有引用文的论文也并非就真有创新。”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学术界耳熟能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龚克以此为例：“王国维所说的这三句话，都并非他本人原创，但经过组合和重新释义之后，却成为王国维原创的‘治学三境界说’。”
争论双方，都强调学术规范，反映了学术界对养成教育的急切呼唤。
　　学术失范，缺在基本价值观未“植入灵魂”
　　“学术诚信已经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美国很多大学同样在与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斗争，同时在发展自己的教育、管理制度。”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告诉记者，即便是像杜克这样的世界级名校，也曾爆出过Anil Potti“因实验结果无法重复导致其论文连续被撤回”的学术不端事件。
　　有违规，必有惩罚。张保生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共组织审查学位论文2564篇，查出195篇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剽窃，占全部审查论文总数的7.6%。最后，19人被取消了学位申请资格。
　　然而，张保生却很困惑：“每年惩罚，可第二年抄袭剽窃之风依然刮起。由于文科院校论文形成过程和内容的特殊性，你抄我我抄你，最后抄的是谁的都不知道，很多论文都可以直接从印刷厂运到垃圾场了。”
　　在采访中，王小凡建议记者关注杜克大学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规范和诚信教育。“杜克在大学、学院、系所等多个层次，都有明确的科学道德培训目标和管理人员，针对不同学位的学生给予足够的科学道德教育。”
 　　王小凡介绍，针对本科生，杜克大学设立不同的探讨科学道德相关问题的课程，包括科学道德规范与文化宗教影响、科学与政策、学术道德与社会服务等，本科同学可以自由选择，但必须满足一定的学分。
　　“对研究生和医学院学生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完成足够学分的科学道德培训。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还资助相关大学、研究所在10个主题中，对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培训。”王小凡提到的10个主题非常具体，包括数据的采集、管理、共享，导师与学生的责任和职责，署名与发表，同行评议等等。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道德主管Dario Kuzmannovic告诉记者，多伦多大学针对学生的“导师培训制”非常有效，包括如何提交论文、如何避免利益冲突、如何公布和分享数据，培训都会涉及，可让学生少走许多弯路。
　　国内的很多高校，相关的“宣传教育”也已起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新生开展的一次“主题班会”、一次“荣誉宣誓”、一次“诚信签字”，“效果非常明显”。
　　“诚实、信任、公平、尊敬、负责任，是作为一个人在逆境中也应该遵守的5种基本价值观；很多人缺少的，是未能把这些基本价值观植入灵魂。”一位学者对记者说。
　　学术规范，首先要避免错误的机制设计
　　“一定要避免错误的机制设计。”王小凡特别不理解国内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一些做法，“一是重奖科研论文，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二是规定读博士期间到毕业后1年内没有发表规定的论文，学位就作废。”他认为，这些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和“逼迫”学者造假。
　　谈到学术评价机制的改革或重构，张保生教授特别提到两点，一是维护程序公正，“这就要求评价机构中立，评价标准和程序预先公布，并得到严格遵守，实行小同行评价，采用通讯评审方式”；二是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单纯的定量评价会产生学术泡沫，加剧粗制滥造”。
　　很多专家提出，学术评价机制也应与时俱进，因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许多不可预见的机遇和问题”。
　　“不要惧怕问题！”王小凡告诉记者，在Anil Potti事件后，杜克大学医学院及时修订了条例：成立一个教授委员会，专门监督转化医学相关研究；增强生物信息学、生物统计学在学术监督中的作用；加强临床相关研究的真实性评估。
　　在中国科大，一种被称为“柔性考核机制”的评价制度已经实行了多年。“这一制度不规定硬性考核指标，不追求科研成果数量，鼓励产出高水平原创性成果。对科研人员每年应该争取多少科研项目和经费、发表多少科研论文、取得多少发明专利等，学校一概不提硬性指标，对一年一度的考核也不作具体要求，只是要求进行3—5年的阶段性工作汇报。”鹿明副书记告诉记者。
　　历史数据表明，这种管理上的“柔”，并未造成中国科大学术和人才建设上的“弱”，反而使他们更“强”：建校至今，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即产生1位院士；1999年以来，共有40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理学类居全国高校第一；2011年发布的全球最活跃的100名化学家名单中，有12位华人科学家入选，其中6位是科大校友。
　　改革学术评价机制，已成一种共识。“考评体系是学风建设的风向标。南大正逐步推行职称评定代表著作制度，探索教师分类评价机制，尝试引入国际评估机制，还将适时启动团队考核机制。”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潘毅教授告诉记者：“就是一个目的，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在这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创新创造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道德以其在学术繁荣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方面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而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科学家道德水准的不断提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必将为全人类带来更多福祉。”申维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