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位来访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如此评论：十年前，哥大教授访华后几乎很少提及访问体会和观感，似乎怕别人笑话。现在不同了，从中国回美的教授，不论名气大小，也不论是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次中国行，几乎兴奋小半年。撇开旅游观光和热情接待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和中国大学开始有了合作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则不可能让美国教授如此看重中国大学及其发展。
　　美国同行如何看中国高教呢？不妨从两个侧面做一点管窥和分析。
　　首先是中国大学与美国顶尖大学的合作。美国教授对于中国大学的兴趣是一以贯之的。这一兴趣首要来自美国的战略需求。基于此目的，项目集中在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比如南京大学与霍普金斯大学的合作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与北师大的“普北班”等。然而，大学之间的深度交流，必须突破文化和语言教育层面。有没有学科的深度合作，是衡量大学深度合作的明显标志。2006年，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访问复旦大学，明确提出合作的意愿和方向，耶鲁“在法学、生物医学、公共卫生、管理等领域与复旦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且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不久，耶鲁与复旦、北大等五所中国顶尖大学建立“耶鲁生物医学世界学者计划”，合作培养生物医学方面的科学家。
　　学科的深度合作还表现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合作上。中美大学合作建立研究中心最近十年可谓蓬勃发展。从清华大学的“中美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到华中科技大学的“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我国大学与美国一流大学的联合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些中心和实验室的健康发展，不仅有望提升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而且也可能满足国家发展的科技需求。
　　此外，通过建立联合学院培养人才则是深度合作的又一重大体现。北京大学2011年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建立“北大斯坦福中心”，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涉及双方院校十多个院系，从肝脏研究到农村教育行动工程，范围相当广泛。上海交大的密歇根学院也在合作办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向东方转移”，成了美国同行的国际合作的新航标。诸多探索，不难看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深度合作，是我国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特点、新动向。
　　其次，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我国大学的表现不俗，最近十年，有了可喜的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大学跻身世界大学500强的越来越多。尽管离大学象牙塔的顶尖距离仍然很大，但是在500强中出现了一个“美国退中国进”的现象，即在400位—500位的大学排行中，美国大学每退出一个，填补的往往都是中国大学。如果这一势头持续发展20年，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图谱是否有大的变化，也未可知。二是学者的比较研究。著名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在对比中国大学与印度大学的时候直言，印度大学尽管也在追求世界一流品质，但是若要赶上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大学校长同行的评论，几乎都对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持有乐观态度。耶鲁大学莱文校长称，“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只是个时间问题”。密歇根大学科尔曼校长称，中国已经有几所大学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大学。
　　不过，最近几年，一些世界一流大学领导人，特别是美国大学校长，对我国大学发展关注的同时也给予了不少深刻而中肯的批评。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建设资金的问题，平均分配，不利于建设一流大学；二是特色问题，大学是奠基在大学特色之上的，特色是集中体现在文化理念上。耶鲁的保守性与斯坦福的冒险性，便是两所大学的突出特点；三是人才创新能力的问题，耶鲁大学莱文校长多次指出，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不能忽视创造性和独立思维能力的训练。
　　闻过则喜，这是传统哲学的处事精髓。对待外国同行的言论，我们也不应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更为关键的是思考，和思考后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