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A的学生当老师，得A-的当法官，得B的当律师”，这是美国大学法学院至今保持的优良传统。
　　优质的师资力量储备，直接保证“教学产品”的高质量。有统计表明，美国44任总统中，约六成具有法律背景。包括奥巴马在内的一批美国总统，都曾是美国名牌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美国的法学院究竟有何魔力，竟能吸引最拔尖的毕业生留校任教？有人说，“人肉市场”的遴选规则是个关键。它不仅科学、苛刻，最关键的是，它满足了尖子生的“好胜心”，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笼罩在法学院上空的阴云，还是没有散去。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
　　6月13日，赵星正“收拾铺盖”预备从美国归来，他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新出炉的《201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国内大学的法学专业又被列为“红牌”专业。
　　这至少已是法学专业第三次吃“红牌警告”。而在美国，法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同样是公众议论的话题。“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平均负债10万美元，不少人刚毕业就失业了。”
　　不过，“危机”向来也是“危中有机”的简称。或许，对大学法学院来说，眼下正是趁机招揽好学生，储存好老师苗子的最佳时期。
　　“美国大学的法学院历来有句谚语：得A的学生当老师，得A-的当法官，得B的当律师。”留美4年、已经在美国一所常春藤盟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赵星明白，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一种苛刻但又极严谨的师资招募方式所产生的良性结果。
　　美国法学院的师资招募，特立独行地上演着那些专门研究权力与义务的法学专业户们自己发明的“游戏”——人肉市场。这场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游戏”，规则程序繁复，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最优秀、最适合当老师的学生能够留校任教。而这，或许也是美国法学教育始终保持高质量和高水准，即使毕业生日子不好过，照旧年复一年有众多优秀学生申请入学的秘密。
　　和美国大学诸多专业师资聘任的流程完全不同，全美法学院的师资招募，是以一种有趣的“人肉市场”方式来完成的。法学院每年的师资招募，都被安排在同一天，连地点都是同一个……
　　和国内大学法学院已突破700所的规模相比，美国大学法学院或可以“精致”两字形容。美国职业律师公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School,简称“AALS”)统计在册的法学院，目前也就近200所。
　　AALS对于美国大学法学院的重要性，是赵星在留美的最后两年才逐渐领会的。它不仅是美国法学教育圈中具有权威的学术机构，也和任何一个想到美国大学法学院任教的人的前途，紧紧连在一起。
　　2008年，在国内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后，赵星留美攻读JSD学位(法律科学博士学位)。彼时支撑赵星的想法，就是“出口转内销”。按照国内大学的师资聘用规定，留校任教一般须有博士学位。相比本土大学，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有更加明显的竞争力。
　　出乎赵星意料，到美国后，他的学习表现比国内还好，“好运”亦不断叠加。除了各门课的学习成绩不俗外，先后有两篇论文在美国的法学期刊上发表。
　　博士毕业在即，赵星在导师的鼓励下，决定向AALS发出自己的简历——他将进入全美法学院的“人肉市场”，有可能的话，留在美国大学法学院任教。
　　和美国其他大学专业的师资聘任不同，全美法学院招募师资，是以一种有趣的“人肉市场”方式来完成的。法学院当年的师资招募都选在同一天同时铺开，连地点都是同一个。
　　“时间通常定在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的某一天开始，地点是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一家豪华酒店。届时整个酒店几乎就被包场。”赵星介绍，在此之前，当年有意愿加入法学院当教员的申请人，已按照规定把个人简历等核心材料递送到AALS资料库。这就是“人肉市场”的开启。AALS的数据库，汇集着当年所有有意愿进入美国大学法学院师资队伍的候选教员名单。
　　到正式面试的那一天，收到面试通知的人和有招聘意愿的大学法学院都会在“人肉市场”出现。
　　“每人有30分钟左右的面试时间，每个法学院将组织1到2天面试。”按一天8小时计算，一所大学的法学院最多只能面试32个申请对象。
　　去年，包括赵星在内，AALS收到的候选教员申请材料，总计超过2000份。耶鲁、哈佛、斯坦福、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密歇根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很多美国排名前十位的法学院毕业生，都递上了自己的简历。
　　高材生热衷当大学教师，并非仅仅出于纯粹的学术追求。当美国各大法学院的就业形势还没有眼下这般焦人的时候，这样的“就业定势”已存在了许久。
　　“我看过一个职业排行榜，大学教授被认为是美国所有工种中，性价比第二高的职业。”赵星承认，刚开始，他对这份榜单的合理性暗暗存疑。大学教授从来不是高收入行业，即使在香港地区，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和福利待遇被认为高过美国，但这个职业群体的年收入也无法和金融大鳄们相较。
　　但身边的很多美国朋友，不断为赵星补充着美国社会的就业“细节”。
　　“你可能觉得律师收入很高，但如果把他们的收入除以工作时间，就会发现他们的时薪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差不多。”
　　“你最理想的工作在华尔街吗？当然，那是一种选择。但高风险和你的收入有很大的关联，你愿意一直承担高风险的工作吗？”……
　　留美期间，赵星除了专心致志学习法学专业，还去沃顿商学院修习过一些课程。在和美国同学聊到职业规划时，他发现，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亚裔学生，时常被本土的学生和老师冠之以“勤劳的”或“努力的”这类好听的称谓。确实，日本和韩国同学对学习持之以恒的热情、印度学生每天只睡三四小时的拼命程度，以及中国学生刷新各科“A”等级纪录的执着，都是美国大学里的“风景”。而所有的这些勤奋和付出，归结起来不过是为了毕业时换取一个好工作。
　　什么才算“好工作”？赵星也听一些美国教授和前辈谈过他们的见解。
　　有个朋友曾给赵星画过一幅关于职业选择的草图，那是经济学上很出名的“效用曲线”。X轴代表收入，Y轴代表效用，整个曲线刚开始呈上凸形，代表收入越高效用越大；但渐渐地，曲线走势平稳甚至有下行趋势，这就意味着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呈现效用递减，高收益已经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不少人就是基于这根效用曲线来理解好工作和好收入的。钱不需要很多，够用就好。”在美国，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供养一家人无虞。有测算表明，即使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州，大学教员的收入在当地也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外加教师工作本身的弹性特点和较好的福利，这些，都是很多尖子生愿意留任大学教师的重要原因。
　　新进教员都要过一道关——全员投票。据说，这是“人肉市场”招募制度设计之初，一些法学院资深教授们特别提议的，“目的就是防止那些大权在握的院长们，出于各种原因和考虑，把不合适的人引进法学院。”
　　充分竞争的遴选机制，宛如另一块“磁铁”，无形中会把很多法学院的优等生引向教员岗位。有人说，“人肉市场”的规则，似乎从根本上满足了那些尖子生的好胜心：有一套招募机制让你相信你就是最好的。
　　“人肉市场”进行时，每个进驻的法学院面试团都由6到10名专家组成。“所有想当老师的申请人都知道，这次面试十分关键。但是，代表大学法学院前来面试的专家团，只能投否决票，却没有招募大权。”
　　在赵星的印象里，去年AALS收到2000份申请材料后，经过初始审核，最终参加面试的约400人。当然，同一个申请人可以收到好几所法学院的面试通知。但是，100多家设摊的法学院里，也有不少纯属“友情客串”。
　　“我听说，每年来酒店摆摊的100来个法学院，有的在当年根本没有职位空缺，也没有招募计划。他们设一个摊位面试，只是想看看有哪些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进入了教员市场，以便今后有教员名额空缺时，可随时挖角。”　　出于“广种薄收”的考虑，那两天，赵星在酒店里共进出了9个房间——参加了9所法学院的面试。
　　其后，就是等待。专家团投票淘汰一大批申请人之后，剩下的少数入围者，将被各家法学院邀请，参加例行的“Oncampusjob talk”，即申请人要前往应聘的那家法学院，在所有学院教员出席的大会上，做一次应聘发言。这就是第二轮面试，演讲后即举行全员投票。“一般，参加这一轮演讲的，每个法学院也就3至5人。只有拿到三分之二以上选票的，才能被法学院录用为教员。”
　　据说，这个规则也是“人肉市场”招募制度设计之初，一些法学院资深教授特别提议的，“目的就是防止那些大权在握的院长们，出于各种原因和考虑，把不合适的人引进法学院。”说到这里，赵星不禁莞尔。他之所以能收到9所大学法学院发出的面试邀请，和导师在圈内的名声以及大力推荐有极大关系。但这也是导师发挥影响力的极限了。经过各法学院专家团和学校全员的两轮面试投票，最后，只有一家法学院给了赵星Offer。
　　“去年首轮面试后，受邀去各法学院做演讲的大概是六七十人，最后约有三十多个人找到教职。”数次较量，让赵星对美国法学院“人肉市场”里的同辈有了近距离的观察。
　　“本以为自己不错了，后来发现差距还是很大。”赵星发现，去年在“人肉市场”里搏杀，并最终拿到美国排名前10的法学院Offer的，不仅发文成绩不俗，而且多数拥有两个以上名校的学位。比如JD(法律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抑或JD+金融学博士。据赵星所知，有位不久前拿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Offer的“新人”，就是名校JD和心理学博士，研究违约对合同双方产生的心理暗示。这类前沿课题研究，法学院十分欢迎。
　　“美国的法学院正在发生变化。老一辈的教授，大多是文史专业出身；但现在的教授多有经济、金融学背景，法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正越来越多，对教授学历背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赵星知道，尽管只拿到一所法学院的Offer，但已足够幸运。可最后，他仍然婉拒了这份唾手可得的教职。
　　舍弃“1%的幸运”是否会后悔，赵星心里没底。他有个就职心愿：“什么时候，这里的‘人情’少一点，‘人肉’多一点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法学院一职难求，即便是哈佛、耶鲁等法学院毕业生，要成为2000个申请人中最后的“1%”，最后也不得不屈居于三流的法学院。论及美国法学院较高的教学质量，内行人知道，比起挑生源，真正关键的还是挑教师。
　　但赵星逗趣地说，“真要拿下那份教职，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给赵星Offer的法学院，排名在全美130名左右，坐落于一个人口只有5000人的小镇。“小镇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制作美式橄榄球。那里的孩子1-5年级在镇里受教育，读中学后就要送到离小镇1.5小时车程以外的市里去。”偏僻的地理位置，是赵星放弃教职的主要原因。
　　此前，赵星参加过一个学术交流项目，在纽黑文市蜗居了一年。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正是全美排名第一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所在地。“要不是冲着耶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住在那里的。”纽黑文的市中心，“黄金地段”无不是耶鲁校园属地。但美丽的耶鲁校园，最大的受益者或许只是闻名到访的游客。耶鲁的学生时常会收到来自学校发出的预警邮件，告知他们要时刻注意人身安全，不要轻易迈出校园属地。“纽黑文市很小，加上经济不景气，治安不是太好。”这一年的耶鲁交流学习，虽然在学术上弥足珍贵，但也或多或少吓到了赵星：真到了只有5000人居住的小镇，是否可能安居乐业？
　　“每年能够拿到美国法学院教职的亚裔也就两三人，如果哪一年达到五人，就是超常规了。”这是赵星私下从前辈们那里听说的“行情”。
　　不少留任亚裔教员的研究方向，让赵星看到了留美任教的另一种局限。
　　“中国人留在美国，研究和教授的基本是和中国有关的法律，否则法学院基本不会留你。而是研究美国法律，你也没什么优势。”法学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明显特质，地域性较强。留美期间，赵星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一个攻读人类学博士的老外，为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课题，专门苦学中文，还不远万里自掏腰包跑到宁夏一个村子里蹲点，做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那股做学问的热乎劲感动了赵星，他也很难说服自己，明明要研究中国公司法，却得窝在遥远的美国法学院里，与国内的公司相隔万里，靠着在互联网和论文库里翻阅海量的资料炮制论文……
　　眼下，决定“打道回府”的赵星，手里握着好几家国内一流法学院的邀约。这本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间或也有“小插曲”。有家法学院知会他，录用之事恐怕要再等等，因为学院里的“人事正在变动”；还有一家法学院催着他，学校针对“海归”引进人才的政策可能变动，再不签就赶不上了……
　　赵星心里有个简单的就职愿望。“什么时候，这里的‘人情’少一点，‘人肉’多一点就好了。”
　　(遵采访人意愿，文中赵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