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是这次“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把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和乔布斯之问都回答完了，也就把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解决了。
　　中国经济时报：“钱学森之问”成了全民共同关心的大问题。您认为中国教育存在的重要问题是什么？
　　徐显明：中国有三问。第一问叫做李约瑟之问，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来了。李约瑟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自清朝以来再也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科技成果，而清朝之前，像我们的四大发明，就曾经影响了世界。李约瑟写了《中国科技史》，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把中国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世界，世界才知道，中国原来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发达的科学和技术。上个世纪末，人们又问，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拔尖人才？代表人物就是钱学森。但是钱老的“杰出的拔尖人才”是以自己为标准的。就是说，不仅仅在某个领域里他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有思想。有思想的科学家，就是杰出的拔尖人才。第三问，去年全社会都关注乔布斯，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中国出了若干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出不了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企业家？
　　这三问都和教育有关系，都涉及到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能否培养出具有创造力、具有创新意识、具有产生进一步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思想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上面的问题都是这一个问题。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把这三个问题回答完了，也就把中国教育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怎样使这将近两万亿元的经费使用达到最佳效果？
　　徐显明：对高水平大学来说，不是怎样花好这个钱的问题，主要的问题仍然是钱不够花的问题。以山东大学为例，山东大学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投入。一流的大学有这样几个一流：第一个一定要有一流的师资，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师群体。如果没有更好的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在内的各种待遇，你就聘请不到最好的师资。第二个，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生。好大学，像哈佛大学，他面向世界选择最优秀的大学生。但什么样的学生愿意到那去呢，你看哈佛大学设立的奖学金数额是最高的，这个奖学金对好学生是有吸引力的，但学校的品质首先是大家向往的。第三，他一定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而一流的科研成果又一定是由一流的设备推动的。一流的大学这三个“一流”都少不了，这三个“一流”都需要有一流的投入。实际上，一个大学有了这三个“一流”，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说，从来没有说钱够了的时候，总是钱不够花的。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高水平大学的校长说，我的钱、我的办学经费都足够了。也没有一个校长说，我的房子足够了。所以大学校长始终缺一间房，始终缺科研经费。
　　财政性的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我们确立的这个目标是一个低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是应该占到GDP的6％，我们离国际标准还差两个百分点。我们的邻居印度现在就是按照6％在做规划，我们还比不上我们的邻居，所以不要认为这个4％是高了。不要以为4％实现以后，教育的钱就花不出去了，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的大学既要办教学型大学，又要办研究型大学，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徐显明：研究型大学它始终会处理好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大学现在是四大使命，它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所以一流的大学就要培养一流的人才。但一流的大学也要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在教学、科研这“两个轮子”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就是为社会服务，你培养人才是为社会服务，你的科研成果应该转化为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个翅膀是文化高地。一个民族文化最精华的部分是保存在大学里的，大学还必须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贡献。所以“两个轮子”加“两个翅膀”，实际上就是大学的四大功能。
　　高水平的大学从来就是以培养人才为核心，低水平的大学做不了科研，或者无法产生优秀的科研成果，无法为社会提供特别优质的服务。它在文化传承上，尽管很努力，只能尽可能地把人才培养好。大学按功能划分、按学科划分，标准是不一样。按学科划分，有的叫做单科型大学，单科型大学有的水平也很高。有的属于多科型大学，有的属于综合型大学。山东大学属于综合型大学，它要全面发展。单科型大学它希望把这一个学科做好做强，多科型大学是要把一个学科群做扎实。所以大学按学科划分，它的使命不一样。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有什么思考和期待？
　　徐显明：教育改革要系统全面地改。人这一生，两样消费是永恒的。第一样消费是健康，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永远健康。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新的知识。前面那个叫做社会保障或者叫做医疗卫生，后边这个就是教育。人这一生都是在接受教育，学前教育的本质是儿童初步养成作为人的习惯，这些习性一定是合乎道德的，一定是良好的，这是学前教育。学前教育之后就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本质是使人成其为人，就是它的道德教育应该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成其为人呢？人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些兽性和野蛮的时候，他就成为人了，他就和动物区别开了，这是基础教育的功能。知识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获得的知识越多，控制自己动物性的能力就应该越强。职业教育，是使人成其为匠的教育。把人变成一个工匠，把人变成一个工程师，把人变成某个领域里边的行业专家，这就是职业教育。中国现在大量缺乏的是职业教育的人才，一方面我们有的大学生就不了业，一方面我们的工厂招不到工，这些就在于我们有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使学生有一技之长，并不能成为“匠”，职业教育是需要发展的。第四个层面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使人称其为“才”的教育。把每一个人培养成为人才，就是说把不聪明的人变得聪明，把聪明的人变得更加聪明，这就是大学。最后一个层面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是使“才”成之为“器”的教育，就是它应该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高级专家。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应该以创造为主，以创新为主，新的发明、新的发现、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这四类教育是应该在研究生教育中完成的。这就是整个的教育链，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当进行系统化思考，不是说光改某一个方面。
　　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下功夫的是教育体制，回到钱学森之问，回到李约瑟之问，回到乔布斯之问，怎样培养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一个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了。不能回归学生的主体地位，始终把学生当做一个教育的对象，当做课题，那么这个人就没有自主性，就永远不会产生创造力。所以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当做教育关系中的唯一主体，其他都是满足他成长的条件，按照这样一个教育思想来安排，中国的教育改革就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