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所大学能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上取得显著成就，校长的作用与影响至关重要。其办学理念、战略决策将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的兴衰成败。2003年，国家教育部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启动了“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分批次选送国内高校校长赴国外一流大学学习。截至目前，这个由财政部支持的项目以每年派出5个培训团组的进度，已连续实施了9年，累计培训200多所高校的领导干部近900人。这些大学校长们从国际名校那里学到了什么？他们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实践中进行了哪些探索？这一切又会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个月的集中学习，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国际视野的高度审视中国的高等教育。”2011年12月12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她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这样说。
　　当天下午，柯杨要赴日本参加会议。尽管与海外交流日益频繁，谈起7年前到英国的考察培训，她依然觉得受益匪浅。那次培训使她对国外高校治理有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
　　2004年10月16日至11月15日，柯杨参加的“2004高校领导赴英国培训团”一行26人，在剑桥大学、里丁大学、华威大学等8所著名高校进行了培训，还访问了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署等单位。期间，行程排得很满，光是有关高等教育的演讲就听了52场。
　　“通过在国外一个月的培训与考察，培训团成员在思想上、观念上受到了国外大学的办学理念、管理方法的碰撞与冲击，促使他们去深入反思自己的办学理念，改善自己的管理方法。”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兵指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3年第一批培训团回国后，很多校长在交流中这样表示：“如果这个项目早派出20年，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可能会不同。”
　　让校长们反思的首先是“大学校长的职能与作用”。校长们在一流名校中看到，大学功能的多样化以及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能随着具体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日趋多元，大学校长只有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方能求生存、谋发展。
　　参加了2004年赴美培训的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认为：“在学校管理中，要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开。在行政事务上要加强校长的权力，在学术事务上要加强教授委员会的权力。要防止该集中时集中不够，该民主时民主不够。”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一定在实践中向教育家方向发展，需要懂得教育规律，遵循教育规律，真心投入教育。”柯杨强调。她介绍，过去这七八年，她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教育、教学上做了很多变革，改变了上百年没改变过的课程体系，加强对学生心灵成长的关注，让学生提前接触实践，并强化了师德、师风、医德、医风建设，争取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临床医学高层次人才。“让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首先与国际接轨，是我培训后努力做的。”她说。
　　“欧美大学的很多经验和规律值得借鉴。”李兵说，“据我了解，这些高校领导参加培训之后，在制定本校发展规划时，或多或少都借鉴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
　　“在赴美培训期间，能明显地感受到美国大学都有各自的发展目标，有自己的、独特的定位。”胡海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正确的大学定位对美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重点学科。”同样令2007年赴加拿大培训的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印象深刻的是，“正是这些特色和重点学科，使得每一所大学都区别于别的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亮点和最具吸引力之处。”
　　2003年，“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启动时，我国高等教育界尚处于追求大学综合化的热潮中，很多高校追求大而全的办学目标，纷纷合并。“在当时背景下，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分多批派遣高校领导出国培训，对探索我国高校办学之路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丁烈云指出。
　　培训后的校长们认识到，国外一流大学并非都是“大而全”的大学，特色发展才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很多很小学校一样做得非常出色，比如美国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学校学科门类不多，但在其所设立的几乎所有专业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其计算机科学研究和麻省理工学院并列全美第一。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建校历史只有51年的大学，其数学研究却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在高校大合并的浪潮中，北理工坚持走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胡海岩介绍，近年来北理工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确立了“强地、扬信、拓天”的特色发展路径，在国防科技领域的一些重点方向代表了国家水平，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
　　2003年赴美国培训，让时任长安大学校长的周绪红深受启发。2006年担任兰州大学校长后，他更把特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办学工作中。在他眼里，地处西部内陆的兰州大学，除了在数理化方面的传统优势外，还拥有东部高校所不能取代的学科优势。“西部生态环境恶劣，从中提炼出的科学问题，草地农业怎样改变生态环境、大气科学等，都是国家重点课题。”周绪红说。
　　一个学校有了特色，就有了生命力。短短几年时间里，兰州大学不仅建立了独特的学科优势，而且培养了人才，各方面发展蒸蒸日上。目前，我国草业、林业仅有的两个院士都在兰州大学，2011年9月草地农业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在兰州大学揭牌。“下一步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已经准备好，就是自然地理学，主要研究青藏高原的隆升带来气候环境的变化。”周绪红说。
    　　中外大学的内部组织构架和治理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差异。这就意味着，出国培训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反思的过程，更是一个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和借鉴、提高的过程。而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创造性地用于实际工作，需要校长们具有在现实中博弈的智慧。
　　中外高校差异首先表现在顶层结构。国外大学大都是董事会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而我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在美国，由捐资方、家长、学生等多种成分组成的校董会，更多从国家社会角度看待这个学校，校长对内部管理权限比较大，可以解聘院长、解聘教授。中国大学校长就不可以这么做。
　　此外，国外大学能推行教授治校，是因为大学是单纯的学术机构。而中国大学无一例外具有很多学术之外的社会功能，例如后勤、离退休、居委会等工作，如果教授治校，那将不堪重负。“我今天就特别担心学校的居委会，因为他们正在进行家属区的违章建筑拆迁。”胡海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校长肯定不用操心这样的事情。”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大学校长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各高校实际情况，在学习、借鉴国外好的办学经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努力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办学方法和经验，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高校特点的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这几年都做了很多改革和创新，强化教授的地位，明确后勤服务于教学，成立学术委员会，让教授有更多发言权。在北理工，学部委员会完全由教授经选举组成，校院领导不能参与，学术标准的制定、教授的评聘、博导的评聘、学位的授予等，都由教授投票决定。“学部主任、副主任没有任何行政职级，让学术权力真正回归教授群体。”胡海岩说，“这和美国顶级大学的思想、做法是一致的，治理权力、学术权力分别由不同人来行使。”
　　当然，现实中更多的是一些让校长们头疼，又暂时无法改变的局面。比如在美欧发达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需要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进入大学任教师，经过5年以上的拼搏才能取得终身教职成为副教授，再经过5年至10年的工作积累才有可能成为教授。而在我国，获得博士学位就不难直接进入大学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教师，影响了高校师资队伍整体质量的提高。
　　为此，很多校长呼吁：我国应当改革教授聘任制度，变国家的评审为各校的聘任。国家只规定教授的最低的“门槛”，在此基础上，各校的标准不应当一致，要改教授的“全国粮票”为“学校粮票”。
　　李兵表示，2012年将继续开展“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并要想方设法不断地提高培训质量。而不断放眼看世界的大学校长们，正一边学习、思考着，一边在实践中进行着探索性变革与博弈，等待着时间给中国高等教育一个答案。
　　“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是由财政部支持、教育部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组织、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负责具体承办的全额资助项目。培训对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他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地区“211工程”建设的地方高校和实行省部共建的地方高校的校领导。9年时间中，培训团成员远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一流大学进行培训，去过的院校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皇后大学、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