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特别好的教材，应该去选用，而不用去建设。港台地区的所有大学都不做教材建设，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最棒的教材。这给大陆很好的启示，在科技领域内可以采用。
　　教材建设不应该是大学的任务。过分强调教材建设，势必陷入国内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境地。专家建议，国内教育部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比对教材质量的好坏，决定高校教材的选用。
　　中文系黄丽玲抱着全宿舍十几本旧课本，走进校内二手书店，一路上她盘算着一本旧书卖四五元，十几本书有五六十元的收入。
　　“这两本书每本5元，其他的1公斤1元。”老板娘迅速抽出王宁版的《古代汉语》、黄、廖版的《现代汉语》，并告诉她只有这两本书卖得开，其他版本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则被打入1公斤1元的队列，而1公斤1元是校内收废纸的价钱。
　　新学期伊始，四川省某高校公共关系学杨老师也很苦恼，全系98个人，只有13人购买新教材，其他人或使用影印本，或根本不用教材。一位大胆的学生甚至反问他：“您觉得这样的基础课需要使用教材吗？”
　　旧课本卖不出去，新课本不敢买进。高等教材犹如熊市里的股票，最终买单的是在校大学生。而这一切归因于近年来我国高等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
　　统计数字显示， 2008年我国大专及以上教材出版34881种，其中新出版13371种，总印数30634万册，分别比1998年增加363%、361%和212%。
　　一位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高等教材品种繁多是诸学科的普遍问题，其中《大学语文》最为严重，多达1500多种，《高等数学》有400多种，《市场营销学》不下200种……
　　我国高校教材选用一贯采取“任课者定教材”的原则，即任课教师和高校教材科拥有指定教材的权力，而任课老师与教学一线紧密联系，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政策的保护下，许多高校老师打起了编写教材的“小九九”。
　　“用别家的教材，心里有一番‘为他人做嫁衣’的滋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师表示，自己的科研水平不低，但现在的授课教材是外校教师编写，时间一长容易被人质疑教学水平。“各门课程都用自己的教材，这是教学成果的一种表现”。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教材编写为高校教师带来了晋升利益与经济利益两方面好处。”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段建军教授说。
　　在他看来，高校经费相对充裕、项目较多，不仅有一些老师愿意出教材立名，学校主管部门也在助推“自编教材”，校内设有教材成果奖，还可以以此获得更多的荣誉，如名师、精品课程、团队等奖项。
　　而在一些职校、三本院校及普通二本院校中，出教材更是“抢手货”。“出教材能为职称晋升加分。”段建军指出，一般来说，只有学术专著而非教材，才能纳入职称指标。在管理严格的重点院校，甚至会请外校教师成立专委会进行界定；但在科研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院校，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的行为不少见。 　　　　　　　　　　 　
　　与此同时，出版教材也能充实高校教师的腰包。
　　段建军指出了高等教材的多个赢利点：一个教材出版项目有多家高校教师参与，便意味着该教材打入了这几所大学，其他的同类教材无法进入；如果是大学语文这类的大众课程，除了中文系，其他专业均要采用，一次性购书数量就很可观；列入“十二五”推荐教材目录，选用的高校众多，收入更丰。
　　一位大学出版社人士透露，出版商提供的渠道优势，尤其是民营书商与任课教师、高校教材科建立的利益链，鼓动了任课教师的出版热情。  　　“把所有的文本当做文学对待，这一点我非常不认同。”段建军激动地说，这样的理论出现在某些文学理论的教材中，暴露了某些教师追逐西方的新概念、新体系，却忽视了最基本的教学问题——学生上完课，不知道什么是文学，怎么区分文学的好坏。
　　自编教材不适用是一个问题，那么使用教育部推荐教材又如何？
　　事实上，如今许多国内知名教材，多由专家组织教师拼写而成，由于缺少统稿，教材的内在逻辑、章节转换、内容融合不尽如人意。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中有关“真实性原则”的阐述为例，在《新闻理论课程》的第六章占25页，而在《新闻写作教程》第二章中占17页。
　　当中国高校教师对高等教材集体说“NO”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编写教材？
　　“选用最好的科学家，最深入的研究者，一定要强调最好的学科专家来做教材。”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教授说
　　在他看来，当前科研水准与教材结合呈现一种割裂的状态。高校教师的科研水平不高，就无法把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到课程发展之中，而是搞重复建设，导致观点更新缓慢。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格申请的人，不太愿意做教材；而想做教材的人，条件又不够。”段建军说。
　　卢晓东表示：“在一些大学把教材当做职称晋升指标的前提下，我们呼吁必须由学术水平高的人编写教材，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种教师往往已是教授，职称晋升不具吸引力。职称晋升的考量会迫使一些副教授缺少创新力，反而在教材重复建设上浪费时间。”
　　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上了解到“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项目，其年龄范围划定在45周岁。但在专家看来，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把握该学科国内外的科研成果，不是年轻教师可以胜任的。
　　此外，资助经费低、高校出版社没名气，也导致了一些名师放弃出版。  　　“如果有特别好的教材，应该去选用，而不用去建设。”卢晓东说，港台地区的所有大学都不做教材建设，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最棒的教材。“这给大陆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内可以采用。”
　　“教学建设不是成绩，选用才是成绩。”在他看来，教材建设不应该是大学的任务。过分强调教材建设，势必陷入国内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国外高水平教材无法进入的境地。“国内大学、各院系应该成立教材选用专门委员会，比对教材质量的好坏，决定本校、本院系教材的选用。”
　　记者了解到，国外高校选用教材，一般会成立学科专家、学生代表共同的委员会，并告之学生选择的理由。
　　卢晓东补充，高等学校教授高深学问，教材必须和最新的文献资料配合使用。教材发挥的只是教学参考的作用，而不是定本的作用。这是大学和中小学征订教材的差别，目前是中国高校教学中的一个短板。
　　段建军表示，当前国内高等教材老化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吸纳新观点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且无完善的教材更新机制和更新经费。
　　有人提出，学术专著较快引入新观点，能否用专著代替教材？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普遍禁止，甚至有些高校一旦发现会以最严重的教学事故处理。因此，学术专著多以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现在任课老师的推荐书目当中。
　　卢晓东认为，一些领域学术专著应当成为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将是一件好事。因为高校教材的特质是教学的参考，而不是教学的定本，学术专著汲取了前沿思想，哪怕作者是一家之言，也可以引发学生的讨论。
　　然而，他也意识到，倡导把教材作为一种参考，把教材编写业绩完全从教师职称晋升指标中剥离，目前还没有几个中国高校敢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