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将从明年起逐步提高教师的岗位津贴，平均增幅65%-70%，特别向青年教师倾斜。校长杨玉良教授说，越是年轻、收入越低的教师，岗位津贴的提高幅度越大，最多甚至可达100%。在昨天举行的复旦大学“人文振兴计划”启动仪式上，杨玉良还透露，科研基金也将向青年教师倾斜，让他们能够安心教学和科研。

　　“青椒”（青年教师）生存难的现象目前在高校普遍存在。高校教师的收入通常由职务工资和津贴构成，有些高校还有课时补贴和科研补贴。一般情况下，讲师的岗位津贴一年2万元左右，年薪约5万元；副教授的岗位津贴3万元左右，年薪6万至7万元。如果按照一个教师一周上一次课计算，大多数教师每学期的课时补贴约2000元。不少高校的岗位津贴自2002年小幅提升之后，一直“稳定”。而在收入停步不前的同时，“青椒”们几乎承担了高校50%以上的教学任务和大量科研任务。

　　为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创造实现理想的可能，是当下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诸多高校的通病恰恰是：竞相花钱引进和留住现成的优秀人才，却似乎都舍不得在帮助“青椒”们成长为优秀人才方面花钱。

　　“我在北京大学时，就知道青年教师生活窘迫；如今在复旦大学，发现博士生们也如此。”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说，青年教师刚起步做教学和科研时，基本上得不到学校什么支持，想“出头”全得靠自己；一旦别的学校发出邀请，自然掉头就走，“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

　　陈剑坦言，2001年他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时，想法很简单：把学术做到最好。但他很快发现，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根本没资格和有关部门谈条件、争取经费，“也很难感受到学校对我们这样层面的年轻人的支持”，结果很长一段时间里，压力沉重。他说，目前在各高校，青年教师只有做出成绩，有资格作为“引进人才”跳槽了，才能享受到一定待遇。

　　学校希望青年教师有纯粹的学术追求，自然也要为他们提供条件。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余欣说，“我的导师曾经对我说，真正的学者不可能彻底不要名利，因为无法生存就根本谈不上做学问。”他认为，究竟以学问作为生命追求，还是以学问作为追求名利的工具，是做学问的两种境界。既然选择成为学者，最佳状态当然是做理想主义的前者，“但如果青年教师总要为生存状况和科研条件焦虑，很难想象还能追求纯粹的学问。”

　　除了争取课题和经费不时受挫的痛苦，“青椒”们对很多学术基金的分配也是一声长叹：这些基金更关注知名教授，而不是缺少研究资金、更需要扶持的青年教师，这就使他们的学术生存更加艰难，尤其人文学科的“青椒”。一位历史系教授说了件寒心事：他的研究中心一位最年轻的教师去年申请学校的一个学术基金，当时同事们都以为，凭他的实力肯定没问题；没想到他第一个被刷了下来，因为这个基金“向海归学者倾斜”！“这太荒谬了！要知道，对于年轻学者，学校的一点支持都是雪中送炭；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成就的海归学者，这样的资助仅仅是锦上添花。”

　　似乎是一种回应，杨玉良校长昨天在表示要提高“青椒”待遇的同时透露：复旦大学与光华基金会联合设立的人文基金，将每年拨款300万元建立一个专项，奖励50位青年人文学者，平均每人6万，“鼓励优秀青年教师潜心钻研，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