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照片，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在照片中，看到时光的流逝，看到命运击打在脸上的痕迹。当然，还有多情岁月的赐予，以及无情光阴的掠夺。在得与失的日月轮回中，三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在山大作家班求学的日子里，在1988年秋至1991年初，在济南的洪楼，我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毕业证印发的日期是1991年6月25日，上面有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潘承洞先生的签名。
432宿舍是一间有诗意的宿舍。我们都热爱文学艺术，我们靠墙的床沿上并列着的是一排五颜六色的书。灯亮着，我们与书共舞；灯灭了，我们与书共眠。从枣庄来的国柱，原籍徐州，写剧本出身，与雪松同龄。他每次从家里回来，都会带来不知道是他母亲还是他妻子做的酱咸菜，装在一个大玻璃瓶中，让我们几个人一起享口福。其中有绿皮的萝卜条，有油焖的红辣椒，碎碎的，爽爽的，吃起来特来劲。他看着我们吃得那么香，也挺满足的。也许是因为写作门类上有差异，他更喜欢独往独来。玉立出生在阳谷县，即武松打虎的那个县。空闲时间，他也常常单独外出。那期间，经常在一起的是我们特别热爱诗歌的四个人；经常想起的，还有几个写小说和散文的同学。
同宿舍中，珏敏年龄最大，属牛的，1961年出生。曾做过剧团的编剧，很利索的一个人。他带来了一部相机，所以那时留下的照片多半是用他的相机拍的。在宿舍中，在山大的老校（现洪家楼校区）和新校（现中心校区），在生长着法桐树的操场上，都有我们四个人的身影。那时《时代文学》创刊不久，黄强老师为我们四个人开设过一期诗歌专栏——“青春四重奏”。一个人一组诗，配着四个人的合影，以及吴开晋先生的评论文章。在毕业十周年的时候，刊物又发表我们四个人的组诗，还是过去的形式。那时珏敏已成了家，每次探亲回来，他年轻貌美的妻子都会给他做一瓶炒虾酱。我们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就着那虾酱越吃越香。不能不说，肠胃也是有记忆的。我曾写过散文《从淄博到济南的慢车》，记录了我们返校时的一次邂逅。他从东营上车，我从淄博上车，终点站都是济南。在绿皮火车上，与朋友同行是美好的，也是快乐的。我们毕业后都在做纸媒，有不少相似点。不幸的是，1991年，也即毕业的那一年，我失去了父亲，他失去了母亲。还记得那一年夏天，他留起了胡须。在历城洪楼，《作家报》主编马恒祥聘他当过编辑、记者。每次路过淄博，他常来找我，一起聊聊天、念念旧，由此，唤起许多美好的回忆。也还记得我们两个人在洪楼的小酒馆里，一人一瓶啤酒、几盘小凉菜边吃边聊的情景。
那时班里很努力的两个人，一个是善于写中短篇小说的凌可新；另一个是擅长写长篇小说的王涛。都说文如其人，但在可新身上，却似乎文不如其人，或者说人不如其文。从宿舍到教室，有不到二十米的距离，经常看见他宽厚的身影，他上身穿着老头衫，下身穿着大裤衩子，手里拿着一个大茶缸子，一盒便宜的烟，一支钢笔，一厚摞稿纸，听见他经过走廊时拖鞋在水泥地板上发出的声响：啪嗒……啪嗒……啪嗒……要么去教室，要么回宿舍；他是蓬莱人，他笔下的文字，是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读他诗化的、温情脉脉的小说《老白的枪》与《成全一棵树》，不易和他这个人联系到一起。他外表粗犷，内心却是极其细腻、柔情的。后来知道了他小时候母亲离世，父亲一个人将他和妹妹抚养成人的经历，也就理解了他，理解了“用童年治愈一生”的含义。最终还是文如其人的王涛话不多，很真诚，很随和的一个人。还记得他有一个电热壶，让我给用坏了。他并没有流露出不满。我那时候也不懂事，不知道给他买个新的。
班里年龄最大的是李耀奎，来自孔孟之乡。他在《散文》上发表的原生态散文写鸟的反哺之恩。他不仅自己优秀，他的孩子更优秀——曾经是济宁的高考状元。而较早崭露头角的要属张劲松，也即江南，他才20岁出头，就已在《人民文学》《花城》发表小说了。他毕业后回昌乐搞外贸和养殖，一度养过几千只鸡。有一次省作协开会，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他说起，养鸡最怕的是鸡瘟，搞不好血本无归——他现在又回归文学了。
那时常常去中文系取信和稿费单的是延桐，他比珏敏小一岁。毕业后，他写诗、写散文，并先后在几家文学报刊当过编辑。大概是在2001年，他离开了济南，只身去了南方。从那以后，只见过一次面。二十年的风风雨雨，记忆多半定格在二十世纪末。记得他说起过一件事，有一天傍晚，在济南洪楼的某一条街上，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漫不经心地走着，突然发现有两个男人尾随着他，并且一直跟到了编辑部楼下，然后客气地问他，“你的自行车卖吗？”当时他很错愕，感到莫名其妙。他说：“自行车不是我的，是我同学的，我可以问问。”他打电话给自行车的所有者自牧，问卖不卖，对方愿出300元的高价。自牧很干脆地告诉他：卖。就这么成交了。据自牧后来说，“那是一辆英国制造的英伦牌老式自行车，是1950年代单位进口的公车。几十年后，估价卖给了个人。”自行车的质量是过硬的。骑了那么多年，除了需要换轮胎，别的都不用换。
比珏敏小两岁的雪松，属兔，1963年出生在阳信县。那里的梨好吃，那里曾经有过很大的书刊市场。雪松除了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之外，有许多好的习惯。清晨，他不睡懒觉，常常是我们宿舍第一个醒来的。他扫地时好像故意要弄出点动静来，不愿别人睡懒觉；他还会拿一支大的毛笔在地上蘸着水练字，也没忘了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他有时自己去看了一部大片回来，会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就是他从山大图书馆借出来后，在我们几个人之间传阅的；像胡威带来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样，开阔了我们写作的视野。雪松是诗人，有性情的一面。记得1989年的夏天，有一天中午饭，食堂改善伙食，包了牛肉包子，他一个人吃了9个。包子虽然不是很大，可一般吃五六个就算大饭量了。2020年的冬天，在济南我们又相遇了，记下他的几行诗：
我们几个走在寒冷的街上风把我们的衣服吹起在身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风转过身去而你又飞在我们的中间现在，雪松不断有新作问世，创作进入个人的成熟期。他曾感叹记性不好，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我们四个写诗的同学，曾经一起坐在山大老校的草坪上，仰望星空；曾经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漫步在洪楼的大街小巷中。还记得历城区招待所东侧的一条南北向的胡同里，有一家火烧铺，几个济南大妈烤的肉火烧要趁热吃，咬一口直流口水，又酥又脆，咸淡恰到好处；既不能吃得太快，又不能吃得太慢。还有馄饨和稀饭，珏敏口重，喜欢咸一点，而且还要多撒一点香菜，嚼起来似乎更香了。有一次，在老校的操场上，珏敏和雪松杠起劲来了，一个说他跑得快，另一个说自己跑得快。我在边上敲边鼓：“你们两个跑一跑看看，谁输了谁请客。”结果他们也没有跑，也没有分出输赢；而延桐一个人在操场的边上玩单杠——那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每次到济南出差，只要时间允许，是一定要去山大老校转一转的。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在石桥的枫树下，捡几片叶子，夹在一部书中当作书签，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个年代，却又清醒地意识到，时光已经回不去了。
文章发表于2022年5月18日《山东大学报》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