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读书好，然而在勇攀经史之书山、畅游人文之学海的时候，偶尔也会禁不住停下来问一问，这本书有什么用？这些学问有什么用？这类问题，似乎是每个读书人都曾问过的。

晚清儒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明确提出：“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自然是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命运的大视野来讲的。仅就读书人自身命运来说，读书有什么用呢？对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说，科举制之下的读书首先是为了求功名，即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相砥砺。同时，在儒家学派的影响下，古代儒生大都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作为读书与做学问的最高理想，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人生奋斗道路。这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标准答案。

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国运曾一时晦暗，儒学也命途多舛，古代士大夫群体逐渐瓦解。黄金屋与千钟粟自然是崩坏了，同时古代读书人即所谓儒生的读书、做人的三大理想，也随之成为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已经可望见而不可触摸。于是儒家所描绘的那个实现读书与做人最高理想的、通往“不朽”的道路，也已杂草丛生、无人问津了。

故纸堆里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吗？

书皆是故纸，也皆是智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在培养自己的学生时，曾格外强调“夫言之不可恃也”。显然同为不朽，却等差有别。从书中记载的中国历史人物之所以能“不朽”的经验来看，三不朽的差别或许在于：立功显于当世，立言传于后世，立德以正民族。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分呢？盖无有立功，世人不传；无有立言，传之无凭；无有立德，传而不远。故立功以立其言，立言以传其德，立德以正民族。从实践次序上来看，欲立德于后世，必先有功于当代；欲立功，必先合服众人；欲合众，必先以其言以其文成其名；欲成名，必先急当世之所急；欲知当世之所急，必先知人类及区域历史之脉搏；欲知历史脉搏，必先读史。由此可见，文史之学是读书与做人有可能达到“三不朽”的根基之一———这些都以立志为种子。

立志须趁年少，读书积累才能有核心。西楚霸王项羽一生功业的起点就是立志。《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待到陈涉揭竿而起天下大变，项羽能够在诛暴秦的战场上有临危不乱破釜沉舟的智慧，有矫命杀宋义夺其兵权的胆识，有九战九捷大破秦军的武力，皆是少年时学剑、学兵法时积累下来的才干。“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于是威震天下。项羽能够在战场上以一人敌万人，如果不是学会了兵法，仅凭个人武力又怎么能做到？至于学兵法未能精深，却又生出“取而代之”的“治国平天下”的志向，这却是兵法的万人敌的学问做不到的。正因没有学到，所以项羽纵然有机会“取而代之”，也未能做好。

史书该怎么读才能有这些用处呢？北宋司马光主编了一部编年体史书，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至于更脍炙人口的例证则是唐太宗所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赵顼、李世民口中的历史学，绝不是寻章摘句的历史考据学。“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专注于这样的经史之学，连身周事务都不会加以关注，又如何能治国平天下？以什么立场、怀什么志向而读，所读到的历史是决然不同的。明清士人在中进士后，有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及庶吉士的惯例，此辈在翰林院一读七八年者比比皆是。他们在干什么？史书不能活读，故纸永远是死物。而故纸堆里留下的，都是风平浪静之后的历史尘埃。多少英雄末路，多少美人迟暮；多少金戈铁马，多少意气风发。天翻地覆，兴衰荣辱，在史书里不过是薄薄几页；曾经手握江山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对后人而言也不过是几个名字，史书里的区区三五行。而史书里的那些人和事，都曾经如当下一般的真实而具体。今人手捧史书时，如果连木已成舟的往事都看不明白，又如何能预判将来？如果不能述往知来，那又如何能“有资于治道”？

立志为治国平天下而读史，读的才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读史到“得失寸心知”的地步，才有可能窥斑见豹一叶知秋，知今是何世并看到当世之所急。明白当世之所急，进而才有可能找得到兼济天下的切入点。惟有如此，方有可能谈得上立言、立功。至于成败利钝，则自有历史潮流与因缘际会，非匹夫之明所能逆睹。

文章发表于2022年6月1日《山东大学报》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