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提供的他珍藏多年的“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合影”。这一帧合影摄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即1947年冬，是在学校操场之上的台阶前拍摄的。
图中左一为王仲荦先生，他西装革履，风华正茂；左二为陆侃如先生，他似乎内穿长衫，外罩西装大衣；陆先生的左侧为“小殷先生”、语言文字学家殷焕先；左四为黄孝纾（公渚）先生，他的装束与动作显示了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左六为萧涤非先生；萧先生身后为洛洋先生（时名王皇）；萧先生的左边戴棉帽者是赵纪彬先生，当时他还用化名“纪玄冰”；右一为系主任杨向奎先生，他一副新派学者的装束，右手中还拿着似乎刚刚摘下的礼帽；右三着一袭旧棉袍的是丁山先生，他形容瘦削而严肃，装束与大部分师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照片的提供者路遥教授当时名叫吴松龄，在第五排右起第四位，身着西装领带。岁月的痕迹留在了这张六十余年前的珍贵旧影上，照片的右上角已受潮褪色。
1.杨向奎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河北丰润人。193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抗战时代曾受聘于顾颉刚主持的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6年9月受聘至青岛山东大学，为“中文系”主任、“文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至1951年任“历史系”主任。
杨向奎先生回忆说：1946年秋我到青岛山东大学后，1947年起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京，傅先生（傅斯年）问我下学期打算到那儿去，他负责介绍，我说想去青岛山东大学，这还是1937年我路过青岛时的好印象，使我想去。后来他和杨振声先生介绍我到山大，一教教了10年。北大是我的母校，我曾住了七八年，有深厚的感情，我愿意留下；但我更愿意去山大，在山大10年，正是我青壮年时期，我认为那10年我没有空过。（杨向奎：《忆往》，《山东大学人物志》，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从性格方面说，杨向奎自负，绝对做不到童书业对顾颉刚的毕恭毕敬，唯师是从。杨更多地带有北方人的豪爽、落拓和刚烈的气质，换句话说，杨向奎的性格和气质更适宜于作将帅，而不适宜于做助手。（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6页）
杨向奎先生在山大的旧居——“绎史斋”：青岛鱼山路36号外景
山东大学原校舍被驻青岛的美国军队占为兵营，遂利用原日本人办的青岛中学校等为校舍，接管了一批日本房舍作为教师宿舍，大学路(今鱼山路)上的日本东殖会社职员宿舍作为教师宿舍(简称一舍)，杨向奎与陆侃如、冯沅君、童第周等都住在这里，这座宿舍与中文系所在的第一校舍仅距百步之遥。
“八马”之中的领衔人物是杨向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山东大学在停办八年之后筹备复校。杨向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校长赵太侔的邀请，到山东大学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翌年开始，杨向奎又逐步参与校务。此后山东大学创设历史系，仍以杨兼任主任。青岛解放以后，赵太侔去职，杨向奎以历史系主任的身份参加新组建的校务委员会。1952年6月7日，文学院院长吴富恒改任教务长，杨向奎又接替吴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同时继续兼任历史系主任。此后直到1956年离鲁进京，前后十年间山东大学文史学科的发展，杨向奎是主要的擘画者。就充任教职而言，“八马”之中，杨与历史系渊源最久。
杨在任期间，筚路蓝缕，擘画全局，颇有“燕赵气概”，“八马同槽”的盛况就是在他任上出现的。然而也因为风头之健，招致颇多风波。作为杨向奎的继任，黄云眉那种“与人无 争、与世无忤”的书生气质与杨大不一样，与他过从甚密的赵俪生所谓“好好老先生”实是知人之语。（陆远：《惠此齐东与人分南北——“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杨向奎自1946年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后，在经学研究上重点研究《周礼》。杨向奎在阐释了《周礼》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体系、成书的时间与地点以后，指出“《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而且王莽为达到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而引用、效仿过“周礼”，同时他本人对《周礼》“还有许多误解”。（李尚英：《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纪念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清史论丛》2010年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
杨向奎先生之学问繙经绎史，铸成伟论，其书亦如其学，墨色淋漓，大气磅礴。
杨先生对学生的业务一向要求极严，但如发现青年取得了任何一点有积极意义的进步，则总是关爱有加，破例地大加表彰或鼓励。
临近青岛解放时，先生给当时的中文系新生讲授群经概论课。有位学生写了篇《读论语札记》的作业，全稿不超过2000字，却提出了不少新论题，先生看后，大为称赞，夸奖其文章有顾颉刚之风。这种特殊的奖赏真使这位学子受宠若惊，永生难忘。1947年，青岛山大发生过“6.2”事件，不少学生被逮进“特刑庭”，后来又有些学生奔赴青岛外围的解放区，这时先生竟冒着危险积极投身于对学生的营救工作，并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学生解决生活或路费等问题。（黄冕堂：《高山景行 卓然师表》，《黄冕堂晚学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
孟嘉校友回忆说：解放初期的名教授“自从解放后，喜看头上天”，这是山大中文系萧涤非教授的诗句，它道出了老师们共同的心声。我在1949年秋进入山大时，看到老师们个个喜气洋洋，解放的喜悦使他们变得年轻甚至天真了。在全校和各院系的文艺演出中，大名鼎鼎的中老年教授常常和同学们同台演出。我至今还记得史学家杨向奎教授曾在联欢会上忘情地摇晃着脑袋清唱奚派京剧。（孟嘉：《怀念母校山东大学》，《温暖与悲凉——庆祝山东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抗战胜利后，山大历史学仍被纳入中国文学系。1948年出版的《国立山东大学概览》一书，对中文系进行了介绍，当时的中文系分为文学组和经史组，经史组即可视为历史学科。当时的经史导师有丁山、杨向奎、王仲荦，诸子导师为赵纪彬，丁山还兼做文字音韵导师。
2.王仲荦
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著名历史学家。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1947年起，任教于山东大学，后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唐史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山东省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治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史。著有《西崑酬唱集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鹊华山馆从稿》等。近半个世纪以来，王仲荦先生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究领域，被一致公认为“南王北唐”的两大家之一。
1948年《国立山东大学概览》中关于中国文学系的介绍
王仲荦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王仲荦谈到：我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就接了青岛山东大学的聘书。当时还有人请我去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我听说中山大学小党小派很多，不容易处。所以我就到山东大学来了。想不到一来，就住了三十六年之久。青岛风景优美，物价虽也飞涨，可是我还是一个人，负担不重，生活还过得去。因为生活较安定，我就重新取出旧作来整理了。1948年夏，我也从副教授升为教授，这年是三十六岁。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不久，成立历史研究所，由赵纪彬教授任所长，调我去当研究员，搞农民战争史料卡片，我抄了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卡片有几百张。（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继杨向奎之后前往山东大学任教的是王仲荦。王本为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胡小石掌系，王仲荦与朱东润、吴组湘、蒋礼鸿等教师同在被解聘之列。赵太侔此时恰在南京为刚刚复校的山东大学招募人才，于是伍叔傥向赵推荐了朱东润，朱虽然接受了聘书，但颇为家口所累，一时不能前往。王仲荦毛遂自荐，得以前往青岛，不久升任教授。（陆远：《惠此齐东与人分南北——“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丁山
1949年6月2日，丁山先生在山东大学迎来了青岛的解放，他为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初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就联系中国历史的实际，写了《姓与氏》、《半亚血族群婚制——媵》等论著，并决心有计划地全面整理自己毕生研究的心得。丁山先生以惊人的毅力与速度，从事《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他计划写的《商周史》的前编）的撰写，该书从1949年9月动笔，到1950年冬天就完成了五十二万字的初稿，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刘敦愿：《博学的古文字古史学家丁山教授》，《文史哲》1985年第6期）
丁山出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就是顾颉刚的同人，此后更成为中研院史语所的创所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丁氏就有两篇论文赫然在目，而他与山东大学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1933年。如此的学术经历与地位，在当时（1940年代末）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根本无出其右者。所以，赵俪生对丁山的第一印象就是“学问上是一位唯我独尊者”。（陆远：《趋时为先：从“同槽”看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气候》，《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赵纪彬
赵纪彬（1905-1982），笔名向林冰、纪玄冰。河南内黄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后，转入文化教育界，先后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山东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平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河南省文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副院长、河南历史研究所所长。1964年调中央党校任教，直至去世。著有《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论语新探》等。
1947年夏，赵纪彬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聘，遂赴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在此期间，他与侯外庐、杜国庠等合著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青岛解放后，他曾任山大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
赵纪彬教授是位老革命，却喜欢穿大褂。他讲授哲学课，不带讲稿，惯于在讲台上一边思考一边讲课；有时两三分钟不出声音，凝神沉思，无意间笑出声来，然后连珠炮似地讲上几分钟，又戛然而止。他坚持真理，敢破禁区，有一次竟批评斯大林的某一个提法。（孟嘉：《怀念母校山东大学》，《温暖与悲凉——庆祝山东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