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成立初期，在那伟大时代的变革中，在青岛山东大学的校园里先后涌现出好几位有才干的女学生。她们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品学兼优，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是革命事业中的弄潮儿，是山大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时光荏苒。当年的巾帼弄潮儿，早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在不同的岗位上身负重任。吕慧娟大姐就是其中的一位。

吕慧娟，山东威海人，1926年出生。她一直跟随经商的父亲在青岛读书，1946年她考入山东大学先修班，1947年转入中文系学习，1951年毕业留校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她从1947年12月开始接受共产党“山大地下工作小组”的领导，走上革命道路。在地下党安排下，她担任女同学会会长，作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地下工作骨干”。1951年9月任山大文学院（包括中文、历史、外文三系）党支部书记，1960年任中文系副主任，1979年任山大文史哲研究所所长，后兼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1992年离休。

慧娟大姐是山东大学文艺学科的开拓者、领导者之一。她在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行政工作及社会工作的同时，也进行科学研究。她先后参加由蔡仪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参加山大《文艺学新论》的编写工作；与刘波、卢达合作编著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六卷）获山东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刘波、卢达合作编著的《中国历代作家传略》等书均已出版。

二

慧娟大姐对老师们非常尊敬和信任。老教授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和她谈心，如童书业先生、殷焕先先生、孙昌熙先生等。“文革”期间山大迁到曲阜办学，冯沅君先生身患癌症，她亲自陪冯先生到济南医治。要知道，在极“左”思潮异常严重的背景下，帮助逆境中的老师和朋友，并非易事。

改革开放后，她工作繁忙，但仍然想着帮助朋友。我们的同学赵树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山东大学参军的，后来转业到北京。当大姐得知他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十分不顺时，就建议他调到山东工作，并帮助老赵调到山东艺术学院任图书馆馆长，后成了家，晚年十分幸福。

慧娟大姐一贯爱惜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位友人叫贾锦福，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热爱文学批评，对刘勰的《文心雕龙》很有研究。他在山东临沂地区工作，大姐曾协调发商调函，希望他到山大工作，他也十分愿意，无奈他们的领导不同意，令人遗憾。还有一位同学叫张家骐，山大中文系57年毕业，专门研究李白诗词，发表过不少论文，他在山东滨州一中学任教，大姐也曾协调给他发商调函，也是他们领导不同意未办成。大姐谈起这些事，感慨不已。

大姐的一生，用她的热情不知温暖了多少人的心！

三

我还要谈谈大姐对我个人的关怀与帮助。

我是1951年春天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进入山大中文系一年级读书的，而大姐则是四年级的学生。当时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暑假后她毕业留校工作。

1952年夏天，山东大学接到教育部通知，要尽快筹建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学校很缺干部，校领导要从中文、历史两系抽调几个“调干”学生，到由华岗校长兼主任的山大附设工农速中筹备处工作，其中就有我。此事后来才知道，我是由慧娟大姐提名调出的。我对大姐的良苦用心，非常感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泰安师范专科学校负责中文系的工作。山大曾协调给泰安师专发商调函，调我到山大工作。师专领导将此事压下，过了很长时间才告诉我：“山大想调你去，你想我们能放你走吗？”我当时想，要是能回到母校工作多好啊，可是学校不让走闹僵了也不好，就算了吧！后来才知道，此事也是大姐推动的。尽管没有办成，但大姐对我的关爱之情，终生难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已到花甲之年，在泰安师专工作了一辈子也该离休了。我的学生们还为我开了个庆贺会，会后编了个纪念集《春风颂》，约大姐写篇文章。不久她的长篇文章寄来了，她鼓励我鞭策我，使我十分感激。

我80岁时，泰安市电视台为我录制了近20分钟的纪录片在台上播放，他们在录制过程中邀请我的几位老同学、老朋友谈谈对我的印象，其中就有大姐。大姐说：“张杰身上具备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品德，对国家对民族确实有一种忧患意识，爱祖国、爱人民。在道德操守方面确实很好，乐于助人。比如像有老师处于逆境的时候，他经常嘘寒问暖，有同学处于窘境当中的时候，他会尽量地帮忙。”当时我心想：“大姐呀，你说的这些，我不都是受你的影响吗！”

四

慧娟大姐的晚年较寂寞，老伴吴仲华同志早已去世，子女不在身边，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渐渐老去，有的百病缠身，有的连电话都不能接。我和大姐也早到了耄耋之年，不过还可以通电话。我们保持每一两个星期通一次电话，谈形势、谈健康、谈母校或老同学的情况，每次都是几十分钟。最近几年，我的小儿子歌群，应邀从海外回母校山东艺术学院任教，我有时也到济南住几天。每次到济南来都邀请大姐、乔幼梅、喻名珊、陈景中等老同学聚会，我们像青年时代一样，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中，久久不忍离去！

去年3月1日，慧娟大姐在老同学赵申陪同下，由她的女婿刘居荣开车、女儿吴红带着礼物到山艺来看我。她的到来，让我惊喜又不安，要知道她已是93岁高龄了啊！一见面我就说：“大姐呀，这么远你怎么来啦？”她说：“我来看看你和老王（我老伴王素清）。”我又说：“老姐呀！你该用手杖了！”她说：“目前还行。”她在我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约好天气转暖以后与几位老同学再次欢聚。

当时我看到她精神很好，思维清晰，步履稳健，谈锋甚健，十分高兴。我嘱咐她要按时服药，要到医院做体检，她都答应了。我一直盼着天暖以后和同学们的聚会。

3月29日上午我电话吴红，问大姐最近体检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妈在室内摔倒，她和居荣将她抬到床上，正联系医院。她说，大姐神志清楚，似无大碍；后来又电告我，大姐已住进济南市立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可以和医护人员互动，我稍感放心。

3月30日早上，我带上煮好的水饺到医院看大姐，给她送早餐。哪里想到，我刚到医院病房楼门口，就看到医护人员将大姐抬上救护车。吴红告诉我，她妈已昏迷，要转到齐鲁医院。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救护车开远了。我电告吴红，赶快给她海外的哥哥、妹妹打电话，让他们速归。自此以后，吴红每晚都给我一个电话，告诉我她妈妈的病情，总的情况是不见好转，逐渐恶化，我心情沉重。

4月5日下午我接到吴红的电话，大姐已于中午逝世！离世时子女都已从海外归来围在床前，然而她却什么也不知道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掉了眼泪。

几十年来一直关心我、爱护我的慧娟大姐，永远地走了！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母校山东大学。我深切地怀念她。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0年第20期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