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进入非常辉煌的时期，汇集了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著名的八大教授，为一时之盛，并称为“八马同槽”。八大教授以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学术话题开端发皇，因切中时代变迁而引领中国学术潮流，并由此形成“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并重的学术家风，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第一届进入山大历史系的学生。1952年秋入学，1956年夏毕业。这4年中，“八马”教授始终在历史系任教。1956年夏我毕业，入秋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史组任实习研究员，同年年底，杨向奎先生离开山大去历史所，正好任秦汉史组组长，于是我和杨先生又有了一段短暂的师生之缘。因为不久（1957年1月），我经副所长尹达同意，随谭其骧先生来沪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工作，从此与山大的老师们基本没有了联系。“八马同槽”局面形成，自1951年9月张维华先生随齐鲁大学并入山大开始，1956年杨先生离开山大，“同槽”局面瓦解。所以我在山大当学生的4年，是与“八马同槽”局面共始终的。

我入学时，这八位教授都是正当盛年，大多是四五十岁，赵先生最年轻，不过三十几岁，系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空气，思想也十分活跃，教授们经常有新观点的论文发表。当年国内有关历史学的刊物，好像只有3种：北京的《历史研究》，天津的《历史教学》和青岛的《文史哲》（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回济南）。《文史哲》在学术界的声誉很高，每期几乎都有历史系教授发表的论文，这对我们学生（当时尚无研究生）是很大的激励。虽然当时大家水平极低，史学入门都谈不上，但是心目中已经萌生了将来要搞学术、写论文的欲望，这与当时国内一些比较保守的高校里有些老教授不让年轻人过早发表论文的风气有所不同。

当时山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丰富多彩，在此我只谈谈与八位教授有关的教学内容。除了黄云眉先生外，其他七位都给我上过课。黄云眉先生是1956年杨向奎先生离开山大后接任历史系主任的，此前他不常来系里，所以我在校时，只是偶尔在校园或系办公室里见到，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先生。其他七位先生的课程，我的印象都很深。杨先生为我们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童先生开古代东方史，张先生开中国通史下段宋元明清史，陈先生开希腊、罗马史，郑先生开史部目录学，王先生上中国通史中段魏晋南北朝史，赵先生为我们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个人的印象中，讲课讲得最精彩的是张维华和赵俪生两位先生。张先生讲课底气实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因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所以有一时期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时曾注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问题，这完全是受张先生课的影响。赵先生有一副男中音好嗓子，声音洪亮宽广，抑扬顿挫，十分悦耳。他上课时全身心投入，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写板书时贴近黑板，非常用力，经常将粉笔撇断。一门想来比较枯燥的哲学思想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他讲得十分生动有趣，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不知不觉中下课铃响了，然仍余意未尽。杨先生的思想史课比较深，有时还联系到一些哲学和物理学问题，上世纪50年代考文科的学生往往是数理化比较差的，所以听下来一知半解，因为他是系主任，对他有点怕，所以下课后，复习上所花的时间比其他课多。童先生讲课给我们的印象是记忆惊人的好，上课不带片纸，第几章第几节等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我们学生有时很坏，课间休息时，有意问他第几节第几点的标题是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丝毫不差，大家都十分惊讶。陈先生有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音浑厚，讲课一句连一句，没有一句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就是一份很好的讲义。王先生上课习惯右手插在裤袋里，脸上抬朝着天花板，娓娓道来，课程中提到不少的史料，当时未曾领会，后来读了他所著《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才知道他治学之深。他送我的《北周地理志》，因为工作关系，翻了几十年，书都烂了，是我读他著作时间最长的一本。他上课一口浙东普通话，我是宁波人，听起来很亲切，而北方同学往往听不清楚。郑鹤声先生也是一口浙东普通话，而他开的课又是枯燥的史部目录学，上课尽是抄书目，大家感到很累，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他早年在商务出版的《史部目录学》，干脆下课时抄好，上课就不抄了。他又是近代史专家，可惜我在校时，他未曾为我们开过近代史课。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指导我写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

八位教授学术研究也是十分突出。黄先生的明史考证，在校时已有闻知，毕业多年后才见其书，完全是乾嘉学派的遗风，潜心数十年做这样的考证，如今恐怕是后继无人了。郑先生学问面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立编译馆时，已是国内著名目录学专家，还专长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对郑和下西洋有专门著作。王先生对中国史中古一段用力甚深，《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是他数十年悉心之作，如今仍是搞北朝史的主要参考书。在校时听说张先生在齐鲁开过秦汉史，我在山大的4年里，他没有开过秦汉史，只读过他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和《中国长城建置考》，才知张先生的学问面很广，几乎涉及整部中国通史。赵先生知识面、兴趣面也广，高校历史系里的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他是最早开创者之一。他告诉我们，顾炎武研究是他最早的学问底子，晚年还钻研先秦史、中西交通史，雄心不已。童先生的学问，我在校时知道他是春秋史专家，毕业后才知道他早年也是曾搞过沿革地理，竟有同行之谊，心中十分高兴。以后又读过他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史》、《心理学》，还有关于中国古代绘画史、先秦经典的著作，惊讶童先生这么瘦弱的身体里竟有这么多学问。杨先生的学问很深，他的古代礼制的专著和有关墨子自然科学的论著，我实在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去他府上拜访，我说杨先生您数学这么好，当年为什么不搞自然科学。他说年轻时对历史学有兴趣。据我知道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里如此兼通文理的很少，他真是一位奇才。

那个年代教授们生活上很朴素的。穿的大多是蓝布中山装、布鞋，冬天个别还穿长袍，如张先生、童先生。穿着最讲究的是杨先生，平时多为呢质中山装，冬天外加开司米大衣，拿出来的手绢多为丝质的。我们学生在背后说，杨先生真有绅士派头，师母对杨先生照顾得最好。最不讲究的是童先生，一件长袍常年不洗，上面什么污渍都有。我们见过童师母，十分爱清洁，但童先生的生活习惯如此，师母也实在没有办法。听说有这么件事：有一次童先生去北京教育部开会，童师母为他整整齐齐地准备了一小箱子替换衣服，要他在北京替换。谁知几天后童先生开会结束回来，身上还是穿着去京时的一身，而放替换衣服的箱子却忘在北京了。真令人哭笑不得。

当时学校没有新建教师宿舍，住的多是学校周围原有的住房，可能由于入校时间不一，所以住房条件也好坏不一。郑先生住的是原有的小洋楼（一层），住房算是宽敞，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尽是些从学校领来的床、桌、椅。他藏书极多，听说有5万册，大部分还是线装书，可惜只有少数上书架，其余都是装在肥皂箱里垒放起来，使用极为不便。1987年我专门去他家探望，那时他已生病卧床，虽然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但书大多还是用肥皂箱垒放着。童先生和赵先生当年住的是德式房屋，都很拥挤。陈同燮先生很怪，他老家在天津，不肯带家属来青岛，一个人住在一间平房里，自己做饭。

还有一位在“八马”之外的许思远先生，我也很想说上几句。许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据说懂好几国外语，学贯中西，对中外古代哲学思想都有研究，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当时不是那么进步，所以在系里很不吃香。他平时常是西装革履，冬天双排钮的人字呢长大衣，嘴上整天叨着一支烟，青岛春天多雾，他常带着一长柄伞，一副英国绅士派头。他为我们开世界近现代史，讲起拿破仑津津乐道。平时很少来系里，好几次我在系资料室看到他，那时系里教师在里间正好开会，近下午五时还未散会，他偷偷溜出来到外间，因为天色已晚，他不敢开灯，只能临着窗户，借室外暮光看外文书，可怜得很。前几年我在国内某一杂志上看到有人写纪念许先生的文章，讲他早年写的有关中外文化的文章如今还有价值。可惜当年没有发挥他的才能。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们先后驾鹤仙去，当时最年轻的赵先生于2007年归了道山，我自己也年逾古稀。忆起当年种种，不胜感慨。我想如果当年高校能像如今这样，那些教授们一定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为我国学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邹逸麟，山大历史系1952级校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文章原载于《联合日报》。）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0年第28期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