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太教授
文史哲社员联欢会合影
赵洪太，1929年4月生，山东省莱州人，汉族，九三学社社员。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1987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筹备组组长，兼任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和济南市委员会副主委，济南市政协第八、九届常委，山东省老教育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外语教学丛刊》编委，《文史哲》杂志译审等职。
在《文史哲》创办70周年之际，笔者专访了93岁的赵洪太教授，听他回忆所亲历的《文史哲》杂志创办过程。
张洪刚：赵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从1950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成为俄文专业的首届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几乎全部的人生都与山大密切相连。您大学时代就认识了华岗校长，请您谈谈与华校长的交往情况。
赵洪太：读大学前,我几乎读遍了青岛各图书馆、文化馆的哲学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的最爱。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我报考了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1950年8月,我进入当时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认识华校长，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我入学之前曾去过山大，那时候就知道华校长。那时他在青岛养病，以教授的名义在山大讲课，当时他在小树林那里讲《社会发展史》，一个礼拜讲一次，但我没有全听。1949年末1950年初，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选华岗任主任委员，陆侃如、童第周任副主任委员，罗竹风任军代表。我入学以后，虽然是学生身份，但在山大“身兼五职”——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我作为学生代表，又是学院和系里委员之一,学院和系里开会,我都要参加。有时候上着课，工友来敲门叫我开会。上课的教室是四排,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的地方，方便开会。
我入学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华岗负责给学生讲政治大课，每礼拜讲一次。那会儿，他讲过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讲过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后来又专门讲辩证唯物论等。除此之外，学校每个月或者每个学期有一次形势报告，他经常给学生们作报告，讲讲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那个时期，我就认识他了。
我和华校长接触比较多，是因为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哲学。我曾经翻译过一篇文章，是前苏联党报《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专论，叫《法捷列夫<青年近卫军>新版本专论》。翻译完成后，我投稿并发表在了《文艺报》。后来我还翻译前苏联的哲学杂志，正值1951年《文史哲》杂志创刊，我就给《文史哲》投稿。那时华岗是山大校长兼《文史哲》的社长，他时常让我做《文史哲》译稿的校对和审改。
当时《文史哲》接到译稿投稿最多的是一名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笔名叫日知，他的一篇关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译稿就是我负责审校的。这样一来，华校长就把我留在《文史哲》负责译稿的审校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忙不过来时，还有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张泰兴帮助，他念译文，我看原文，边看边改，改过后，他负责抄清，交编辑部刊出。编辑部召开会议时，陆侃如先生也来。在文学院院务会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我是最年轻的，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了。我在《文史哲》负责译稿审改工作，一直到1958年。1958年10月3日，这份同仁刊物在学校迁移到济南以后就改变了性质，成为学校主管的刊物。
《文史哲》开会的那间房子很小，只能放一张长的阅览桌，因为没有固定编制，所以每次开会只有十来个人，华校长很忙，但基本上每次开会他都在场。华校长有抽烟的习惯，经常想到什么就把烟盒掏出来，把外面的皮撕下来，在上面简单地列一下提纲。他上台做报告经常拿这么个纸片，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根据报告会整理的记录稿，会发表在《文史哲》杂志或者《新山大》（山大校报的前身）上。
张洪刚：赵老师，您作为当时唯一的学生编委，曾亲历了《文史哲》杂志的创办。请您谈谈《文史哲》的创办过程。
赵洪太：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文史哲》1985年第六期萧涤非、殷焕先的文章，里面介绍了他们当时在《文史哲》的工作情况。《文史哲》杂志的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是杨向奎，秘书是殷焕先、孙思白、卢振华等。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分担，到时候参加编辑部的会议。
起初，山大只有中文系和外文系，还没有历史系，只有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杨向奎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及历史语言所的所长。直到1950年，中文系分为中文和历史两系，历史系开始建系，杨向奎就当了历史系的系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杨向奎提出，他愿意组织和发起这个刊物，大家都同意，杂志名就叫《文史哲》，向学校汇报时华校长很赞同。与现在外语系《英语教学丛刊》之类的杂志不同，《文史哲》是同仁杂志，因为当时行政上没有资金支持。
《文史哲》头两年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经费，即便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无偿的，但是排版、印刷、付外稿的稿费都需要钱，因此很难维持。怎么办呢？大概在1951年底、1952年初吧，大家想出了个主意，说是写报告给青岛市委宣传部，当时山东大学是青岛市唯一的大学，因此青岛市委比较照顾，就给拨了一千万元。不过那时候的一千万元跟现在不一样，当时的一万元钱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元钱，一千万元也就是一千元钱。之后大家又给山东省委写了报告，山东省委听说青岛市委给了一千万元之后，也给了一千万元。有了这两笔钱，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文史哲》也就办起来了。
当时杂志的很多杂事是两个工友在负责，一个工人是庄云虔，前些年刚去世，他负责跑印刷厂之类的；还有个工人叫王绍先，负责收发稿子、发稿费等。《文史哲》一开始办双月刊，后来改成月刊，都是根据经济状况来的，因此《文史哲》杂志跟那些有行政制式的编辑部、杂志部或者杂志社都不太一样。
张洪刚：陈毅曾说：“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文史哲》创办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关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等一系列学术争鸣。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赵洪太：对于《文史哲》的工作，华岗校长的主张是大家要各抒己见。当时大家翻译了马克思的很多文章，部分内容论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由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引发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到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多学者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观点。因此，杨向奎提出我们可以进行社会史的分析，适当扩大《文史哲》的影响，并且极力劝说华校长带头写文章发表观点。据我查证，当时前苏联科学院的《古代史通报》中有一些关于论证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文章，但他们不是通过研究中国的出土文物等来对中国历史进行考据，而是根据国内已有的比如郭沫若、冯友兰、翦伯赞等一些名人的观点进行讨论，赞成谁的观点就写文章进行论证，《古代史通报》上的文章大致分为翦伯赞派和郭沫若派两大派别。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采取前苏联指导发展的模式，当时我国工业建设由前苏联援建，高等教育部有前苏联专家任顾问，甚至1954年的教学改革都是以前苏联为模式。山东大学属于高教部（后来叫教育部），学校的一切规划都要译成俄文，报教育部给前苏联专家看。这种情况之下，华校长在得知前苏联《古代史通报》中已有相关讨论后，便一直没有动笔，可见华校长为人之谨慎。
其他有关《文史哲》的问题，还有大家关注的《红楼梦》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杨建中（笔名蓝翎），他们都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李希凡是北京通州人，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一年，后投考济南华东大学，合校后重回山大。他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很感兴趣，也很喜欢写文章，大二时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经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向华校长推荐，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作品。他与蓝翎最初合作发表过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之后二人再次合作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在文章多次转投无果之后，李希凡就将目光转回到母校。他与时任《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的葛懋春早年间就认识并且一直有往来，因此葛懋春就向杨向奎推荐了这篇文章。李希凡的文章，批评的是《红楼梦》研究专家、“大人物”俞平伯。经过葛懋春、杨向奎、华岗校长的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和嘉许，因此后来就有了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张洪刚：华岗校长以教育家的胸怀、眼光和气度，把山东大学带向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华岗校长提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学科基础。请您谈谈您眼中的华岗校长，好吗？
赵洪太：前面讲到，华岗校长是个很民主的人。在学术方面，他认为“理愈辩愈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比如华岗校长在1951年合校之后创办了山东大学科学讨论会，他鼓励每一位教师写文章，与会者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讨论。这个活动虽然在1955年之后逐渐沉寂，但在当时对于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学校领导工作也是这样的，凡事都放到会议上讨论，讲究民主。
华岗校长1949年开始在山大讲课，1950年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1年与华大合校后续任校长，直到1955年5月不再担任山大校长。他在山大的时间不长，但那是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每每提及大家都十分怀念。这体现在什么地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他注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大课、讲座等形式引导师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师生的政治水平和思想境界。第二，他主张学术民主，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第三，他主张尊重知识分子，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教师的专长；同时，他还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等等。
华岗校长1972年去世。当时我正在北京联系工作，跟我夫人通电话时才听说，华岗校长去世了。华岗校长给我、给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很美好的回忆。
张洪刚：赵老师，您和当时的《文史哲》副社长吴富恒教授交往甚密，后来吴富恒教授当了山大校长。请您再给我们讲讲吴富恒校长的故事吧。
赵洪太：吴富恒校长和华岗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待人宽厚。他们两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平易近人。吴校长是从哈佛留学回来的，刚开始在昆明英语专科学校任教，第二年到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授。之后云大设立英语系，他担任系主任，同时负责英国文学和文艺批评等课程的教学。华岗那时期也在云南大学，是社会学教授，跟楚图南、吴晗他们一起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吴富恒跟楚图南、吴晗的关系也很好。
1945年“一二·一”惨案爆发，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之下，吴富恒离开了昆明，于1947年到达上海，经当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介绍到了烟台解放区。1948年，吴富恒随军进入济南，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后，他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兼外语系的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他改任教务长；山大搬到济南后他又担任副校长。1978年6月，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居二线。吴校长一开始讲过两门课，一门课是给中文系学生讲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党的文艺政策；还有一门课是给英语专业的学生讲“小说选读”。
吴富恒校长对山大有很大的贡献。前面说过，吴富恒校长在《文史哲》杂志成立之初担任副社长。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求支援，他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策划、审稿，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再度问世。直至今天，《文史哲》仍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文科学术刊物之一。
除此之外，吴富恒校长对山大的发展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按时间顺序来说，第一个贡献就是保留了外文系。当时需要用到外语的场合，主要是通过香港出口的货物，办签证需要签英文；当时英语主要应用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外交关系，由外交部、军委负责；从1956年中苏关系紧张化直至1959年正式断交，俄文学习受到了极大的压缩。李天安、刘波等好多人都改行学起了政治学、历史学等。很多人就认为，学习外语没有用处，因此1954年进行了第一次压缩，是英语压缩，于是山东大学就只保留了1951级的学生到1955年毕业，1952级的学生去了上海复旦大学，之后不再招生。1956年进行第二次压缩，是俄语压缩，山大同样只保留了1953级的学生，1954级以后的学生合并到上海外语学院。这样一来，外文系在1957年最后一班学生毕业之后停办。武汉大学郑主任来信邀请我去武大任教，语言、文学科目任选，于是我提出要走；但是吴富恒表示，虽然外文系停办，但是外文系的教师一个都不能走。他认为，大学不能没有外文系，人才储备是个长远的工程，“百年树人”不能只看眼前的形势。不仅如此，他还广泛招募外语人才，从山大俄文班、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等招募的毕业生加起来有将近30人，山大外文系因此得以保留。1959年教育革命，外文系恢复。可见吴富恒校长是非常有远见的。
第二个贡献就是大力支持和扶植晶体材料实验室的建成。蒋民华院士曾说：“山东大学的晶体研究，之所以会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成仿吾、吴富恒这两位富有远见的领导。如果没有全心全意长期不懈地大力支持，它恐怕早就夭折了。”1958年，国家急需一种人造晶体材料，人造晶体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根本不能制造，于是相关部门向山东大学发出了呼救信号。本着科学研究要结合实际，要为生产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刚刚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张克从、蒋民华等几位青年教师，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老校三号楼进行晶体研究。
搞晶体研究，向谁学习呢？还是得学前苏联。因为国内当时被封锁，外国的相关资料很难找到，甚至连书都买不来几本。前苏联当时虽然跟我们关系比较紧张，但书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我们外文系帮忙翻译过很多有关资料，于是就建起了晶体室。后来吴富恒主张应该成立晶体研究所，从化学系的建制中独立出来，这样学校就能单独拨付经费。吴富恒校长曾经跟我说：“我至少做了一件事，坚决地主张让它独立，搞晶体研究所。”他认为，只有建立晶体材料研究所，才能为晶体材料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事实表明，“中国山东大学晶体研究室”（随后改为“所”）的名字走向了世界，蒋民华也成了引人注目的晶体专家。
第三个贡献是吴富恒校长于1963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倡导在山东大学建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美国文学研究室。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设有专门国际问题研究所，因此吴富恒校长就想成立一个美国问题研究所，不仅研究美国文学，还要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可惜后来因为力量不足，仅成立了美国文学研究室。当时，通过这个渠道，研究室获得了关于美国文学界及文化界的大量信息。文革之后，吴富恒又主持将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1978年，在吴富恒的提倡下，在济南召开了美国文学讨论会。一年后，又在烟台召开会议，成立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吴富恒被推举为会长，在中国开了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先河。美国文学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一起创办了《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和《美国文学丛刊》。这不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略。后来仿照这个模式，又成立了日本研究所。
第四个贡献是《汉语大词典》与《俄语疑难用法词典》两部词典的编写工作。1975年，周总理在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仍然心系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周恩来总理提出“留词典”，即学界各领域的“老人”们将毕生所学知识贡献出来编成词典，比如汉语大词典、各种的修辞词典等。据统计，当时收集的词典建议，编写名目约160部。随后，国务院颁布1975年第137号文件，按照总理的指示成立词典办，在广州召开会议商讨词典编写事宜。吴富恒校长代表山大出席会议，他在会上为山大争取到两部词典的编写任务。一部词典《汉语大词典》由华东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五省一市的10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山东省就由咱们山东大学牵头，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参加，负责人是吴富恒校长。第二部词典是俄语词典，当时上海外语学院负责《汉俄词典》，北京外语学院负责《俄语常用词词典》，四川外语学院负责《俄语教学词典》，我们山大就负责《俄语疑难用法词典》。
《汉语大词典》的编写，由时在上海工作的罗竹风任总主编，领导整个华东区的编写工作，蒋维崧担任副主编。《汉语大词典》的编写组成员，大致有组长蒋维崧，中文系的刘聿鑫，历史系的李威周，还有路云、吉常宏等。《汉语大词典》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纂原则，全书从古今数千种汉语典籍著作中广泛收词，一版再版，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山大的底蕴和魄力，这与吴富恒校长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1年第14期第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