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杂志的国际化努力及其成效

刘京希：教授、《文史哲》杂志原副主编，兼任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山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秘书长。获评“齐鲁文化名家”，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教育部优秀主编奖。

由于其厚重的古典汉学风格，《文史哲》杂志中文版早已迈出国门，走向国际汉学界。创刊不久，《文史哲》就以其古典人文学术追求，成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要窗口。1955年12月，高教部曾要求山东大学代表国家向英国、日本、前苏联和越南等国的国家图书馆赠送《文史哲》杂志。郭沫若先生赴日考察时，曾应日本方面的要求，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

如今，《文史哲》已经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期发行量600余份。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它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凭借其稳定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文史哲》位居中文期刊（哲学社会科学类）海外发行量前四名，位列“最受海外机构用户青睐的中国期刊”发行排行第48名。2019年入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精品期刊展”，同时入选“中国人文大众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海外排行榜TOP100”。

走向世界学术舞台，扩展《文史哲》的国际影响力，是我校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尤其是为了让世界学术界更好地了解和观察中国，更好地感受中国思想界的动态，更好地把握中国人文学术的变化与走向，为中外学术界搭建沟通对话之桥，《文史哲》国际版于2014年6月份创刊发行。

《文史哲》国际版，每期集中一个海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选译国内相关优秀文章、学术成果、重要理论作品，同时组织英文原创稿件，面向国际主流学界发出中国声音。从理论传播的角度来讲，《文史哲》国际版的创办，是我们主动发声、展开积极对话，进而让我们的理念与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理解的必然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原创学术成果“出口乏力”的缺憾。

经过《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尤其是国际版同仁的不懈努力，《文史哲》国际版已然显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该刊已被十余个国家的近200所大学图书馆订阅，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在内的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赞誉。继2018年被全球规模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美国Scopus数据库收录后，2019年又被收录于欧洲ERIHPLUS索引（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索引）。

《文史哲》国际版（JOCH）的创刊

李扬眉：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副主编。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项目课题“‘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研究”等。

随着全球化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的出版事宜在十余年间被数次提出又均未能落地，直至2011年《文史哲》创刊60周年之际才正式提上日程。关于国际版（英文版）的经营模式，《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提出：应采取专题出版的形式，以问题或议题为中心，向海外推介中国大陆学界的一流作品。随后，创刊号主题被确定为“中国社会形态”。

最困难的问题是把遴选出来的中文文章翻译为高质量的英文。为此，国际版编辑部组建了由主攻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在华欧美博士留学生构成的翻译团队。于是外国学者以流畅的英文阅读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翻译要求，就此有了着落。

与此同时，《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的刊名正式确定为JournalofChineseHumanities,并与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目前正大力开拓亚洲市场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Academic,Pub-lishers）达成了合作关系。一个包括余英时、林毓生、王德威、王靖宇、池田知久等全球一流学者在内的强大编委会，亦逐步成形。经过一系列努力，《文史哲》国际版（JOCH）创刊号最终于2014年面世。自2020年开始，《文史哲》国际版（JOCH）开始由每年2期过渡为每年3期，目前正在朝着成为季刊（每年4期）的频率努力。

自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几乎一直是中外学术交流不变的基调。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学界了解中国人文学术的需求势必水涨船高。《文史哲》国际版（JOCH）的目标是，联合中文版，将《文史哲》打造成为中西文化互通的高端窗口。

《文史哲》——了解中国的学术窗口

孟巍隆（BenjaminHammer）：副教授。2010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为北京大学该专业第一位欧美博士。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经学、子学，古文献整理，西方汉学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在国内外共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2013年参与创办《文史哲》国际版学刊，现任执行主编。在社会上，活跃于体育教育及公益慈善活动。

在世界史上任何时代中，哪个国家实力最强，哪个国家就备受关注和研究。强盛的国家会积极往外传输文化亮点，其他国家会积极寻求其文化亮点。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它成为强盛国家，这些因素能否为我所用，人人都想知晓。

一百年来，美国有效地把自己的文化亮点传到了全球各个角落，很多国家在研习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其军事、经济的状况到西方古典学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无与伦比，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至今，最受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而是国家所达到的实力。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拥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容忽视。作为观众的全球，肯定要研究中国的军事与经济现状，要了解中国崛起的来龙去脉。外国学者若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学问，则必提及《文史哲》。《文史哲》在国内是“文科学报之王”，在相关领域中其影响力已达到顶峰，其自然的发展趋势也是向外扩展，面向全世界的学术界。经过十多年的商讨与筹备，2014年《文史哲》国际版终于问世。

《文史哲》国际版起了英文名字——JournalofChineseHumanities，即中国人文学科杂志之意。国际版属于英文刊物，便于全球学界获取阅读。随着国内二十多年来的国学热及相对应的海外汉学热，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国际外文杂志已不少，但参与发表和对话的学者，大多属于外国人和居住海外的华侨，这个现象无法代表国内的先锋成果。有鉴于此，《文史哲》国际版创刊的基本宗旨，就是给国内学者一个平台，让国内学者可以与海外汉学界直接交流。

国际版从国内遴选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由专业翻译队伍译成英文后发表出版。这明显是个“双赢”局面：对于无法用外文撰写文章的国内学者来说，有了机会拿出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国外的汉学界；对于无法获取或者无法阅读第一手中文材料的海外学者而言，现在可以直接学习中国国内的学术思潮。

国际版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期选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去组稿。主题都是国学重点课题，诸如先秦诸子学、唐诗宋词之类，但其侧重是个问题。如若主题全是国内的热点，那么海外学人关注度较低；反过来说，假如根据海外的热点去组稿，那么最终所发表的内容，不能如实地反映国内学术界状况。因此在选择主题时，务必要考虑周全，寻求海内外兴趣点的平衡。

与中文版《文史哲》一样，国际版是学术刊物，专业性强、学术含量高，不是科普杂志。在全球争先恐后地想要了解中国的时候，海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关注也日益加深；而在这个领域中，国际版已堪称十分权威的一扇学术窗口。

建立大问题意识和大学术格局

曹峰：《文史哲》特约编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本科毕业于上海大学，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发表论文近180篇、译文4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20余部。

我大学学的是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阶段学的是先秦史，博士阶段学的是思想文化学专业，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从考古到历史再到哲学，专业跨度很大，如果按照严格的学科划分，很可能被视作杂而无当、术不专精，而找不到适合的工作。现在能够安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要感慨人生的际遇。

2004年，我已经在日本博士毕业，但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国内，都找不到合适的学术岗位。踌躇之际，当时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的王学典教授访问日本，我给他做翻译时，一方面被他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感召，一方面也被文史哲研究院这个打通学术壁垒，致力还原古典的特殊机构吸引，短短几天里，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来山东大学。在这里，古典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思想研究被无缝衔接起来，让我有如鱼得水之感，学术成果很快涌现出来。在山大期间，王学典教授始终鼓励我在从事具体研究的同时，不忘建立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格局。“疑古与释古”专栏的设置是《文史哲》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活动，我参与的对池田知久教授、裘锡圭教授的访谈都引发很大的反响，受王学典教授激励写成的《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一文，同时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这是人生难得的高光时刻，也让我深刻体验到了《文史哲》具有不同于普通学刊的大胸襟大视野。

2009年之后，王学典教授也让我参与“中国哲学”板块的编辑。《文史哲》对学界的引领和激发，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王学典担任主编后明确的办刊宗旨——“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王学典教授最近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以中国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这也可以概括为“本土化转向”，这一转型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以更为准确的自我认识和更为从容的精神面貌走向世界。“中国哲学”板块这十几年的历程，有大量的论文，都是通过深刻反思西方学术的影响，以更为公正的态度分析和研判中国思想价值的本来面貌和未来影响。中国学术走向的转变，王学典教授及其主持下的《文史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史哲》文学研究板块巡礼

刘培：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二级教授，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常务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两项。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创刊之初，面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文史哲》的文学研究开始了努力探索。1955年第1期《文史哲》刊发了17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奠定了日后的研究格局：立足于学术本身，坚守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的初衷，用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化遗产。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期间，《文史哲》刊发了一系列古代文学商榷文章，显露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审慎的评判态度，亦使学术争鸣成了《文史哲》最显著的特色。

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彰显出山东大学文科学术的特色；袁世硕先生、张可礼先生、龚克昌先生、刘乃昌先生等学者的研究与探索，构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辞赋研究则是这一板块的特色。“学者谈治学”是这个时期颇具特色的栏目，所刊发的多位学术大家治学方法谈对于青年学人极有裨益。扎实的文献梳理考证与宏阔的理论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深挚的人文情怀，是新世纪以来《文史哲》文学用稿的鲜明特色。《文史哲》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积极预流当下学术潮流，在建设性回归传统学术，积极提倡能够贯通文、史、哲的学术风尚方面多有创获，成为刊界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起到了一定的引领研究风尚的作用。

文艺美学与文论是《文史哲》文学板块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初，《文史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给予了持续关注，并刊发了诸如王朝闻先生、汝信先生、钱中文先生、黄药眠先生、吕荧先生等知名学者的卓识高见。当时尚属学术青年的李泽厚先生、作为创刊元老的华岗先生，都以《文史哲》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的文章。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一领域所刊文章逐渐转向传统文论研究方面，并形成了重视文献梳理与理论概括的刊文特色。

《文史哲》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创刊以来，鲁迅文学研究是发文重点，聚集了一批重要的专家学者。进入21世纪之后，《文史哲》又积极接引以回归史料、回归历史现场为特征的“左翼文学”研究。此外，与作家互动也曾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色。莫言先生早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即曾在《文史哲》连续发表关于小说创作的文章。

七十多年来，《文史哲》的文学板块始终重视文章的现实性与理论性，强调学术话语的预见性与前瞻性，既维持着杂志一贯高水平的刊文标准，也反映着中国文科学术的变迁历程。这与《文史哲》“学者办刊”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文学研究板块的编辑拥有各自的研究专长，享有一定的学术声誉，凭借学者、编辑双重身份有效地与学术研究界、文学创作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形成并巩固着《文史哲》文学研究的优长与特色。

《文史哲》的古典学术风格

李梅：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文艺美学博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审美文化，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荣获2015年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编辑奖。

《文史哲》杂志所致力推动的古典学术研究，并非纯粹在故纸堆里做学问，而是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古典学。因此，提炼与锻造古典学术论题，使似应藏在象牙塔中、与现实没什么关联的古典学术与公共学术话题结合起来，成为《文史哲》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史哲》就注重开掘新选题，鼓励开展大规模的学术争鸣。与此同时，《文史哲》杂志还举办了一系列“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的古典学术相关会议。这些争鸣与会议显示，《文史哲》杂志所重视的古典学术研究，并非古典学术的细枝末节，而是与时代思想、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学术话题，体现出的是其一以贯之的、敢于担当的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怀，而这最终形成了杂志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学术风格。

《文史哲》并非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学科文章的“拼盘”，在这三大学科的外在区分之下，有一个古典学术的暗线作为统合。尽管现当代学科专业界线越来越明晰、越来越不可逾越，但古典学术就其本身来说，却很难泾渭分明地进行学科划界。而进行古典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常常发现，自己的综合性研究成果,难以在越分越细的专业刊中找到刊发园地。古典学术研究如何摆脱这一现代学术分科困境？《文史哲》杂志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凝聚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肢解问题。

《文史哲》努力策划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的栏目的做法，适应了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也铸造了《文史哲》杂志自身的特点和风格。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曾将此特点概括为“小综合、大专业”，认为这一特点使《文史哲》“在专业刊和综合刊之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且“在未来中国学术发展和创新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编校上的严谨性，也是主打厚重古典人文学术的《文史哲》刊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了，人力有限，人眼有阙，要做到全无一处错误是不可能的，唯有不断努力。这正如《文史哲》杂志第1卷第2期“编者的话”所言：“在校对方面，我们力求仔细，付印的时候，编辑部同人全部出来校对；但根据第一期的经验，错字仍然存在，这证明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消灭错字’是编辑同仁的主要目标。”

《文史哲》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孙齐：历史学博士，2014—2016年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道教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我们经常说，《文史哲》所享有的荣誉,主要得自于她所发起和推动的一场又一场学术论战和重大讨论；我们同时又说，《文史哲》走的是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在很多人看来，学术论战是趋时之举，理论探讨又难免空泛，似乎都与厚重的研究不相吻合。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有具有思想，才能具有深度；只有观其大体，才能致其精深；只有充分讨论，才能实现创新。

《文史哲》特别重视文章所具备的见解深度。“理论性不强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杨向奎、赵俪生等编辑部前辈的寄语。以古代史研究而言，《文史哲》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刊发的王仲荦、王亚南，九十年代刊发的田昌五、宁可，2000年以后刊发的张金光、黎虎等先生的力作，都是在具体研究上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史学家们不可多得的、直接展现自己独特理论思考的长篇杰作。

历史研究的“初心”，是通过回顾我们过去的道路来理解我们未来的道路。《文史哲》数十年如一日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问题，正是因为这些讨论的背后都隐含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切和思索。为此，《文史哲》在20世纪五十年代发起了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大讨论，自2008年开始设立“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栏目，于2010年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将在2022年召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人文高端论坛。

《文史哲》重视对权威观点与范式的反思与突破。健康的学术讨论、商榷和批评，是推动学术创新和纠错的关键机制。“百家争鸣”是学术刊物的生命线。从创刊开始，《文史哲》就确立了不论身份地位，提倡自由讨论，反对定于一尊的原则，刊发了大量反思、挑战学界权威观点的文章，有力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黄云眉与陈寅恪的商榷，七十年代萧涤非与郭沫若、八十年代王学典与黎澍的商榷，都已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文史哲》于2006年开设的“疑古与释古”专栏，则给当时与“走出疑古”思潮不同的思考提供了进行学术切磋的难得平台，亦在《文史哲》办刊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不断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的结合点

邹晓东：哲学博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西方宗教哲学，出版专著《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性善与治教》两本，发表学术论文、评论若干。

2015年6月，在成功入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之际，我感到自己犹如一艘小船，终于赶在坏天气来临之前驶进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水域。说“相对安全”，是因我担心编辑杂务深似海，生怕自己的学术梦就这么抛锚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底洞里边。近七年来的实际工作体验则告诉我，“学者办刊”在《文史哲》确实不是一句空言。编研相长，但凡有心，这里的“学者编辑”在识见、交游与写作的境界上，想不进步都难。2020—2021年，参与筹备七十周年刊庆并合作撰写《〈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七十年（1951～2021）》的经历，更是全面刷新了我对《文史哲》刊风基因与现行办刊宗旨的认识与服膺。我相信，我对这份职业已经产生了真爱，并约略看到了兼顾编辑职分与学术梦的希望。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勉励“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把引领学术创新标定为办学术期刊的初心。通过办刊来引领学术创新，这是非“编辑”的学者无缘从事的工作，也是非“学者”的编辑无力从事的工作。这一勉励，内在地要求学术期刊走“学者办刊”的路线，亦将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有机结合机制的问题推向了前台。诚如王学典主编和韩凌轩老主编在谈话时所言，科研工作和编辑工作之间的矛盾是学刊编辑部中始终存在的普遍矛盾。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工作处境，化解好“在学者、编辑双重身份间如何分配心思、切割时间”的纠结。过去一年间，我在学刊界已有的“学刊及其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学而优方编”“编校分离”设想基础上，提出了“学刊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把学术论坛变成编辑的工作现场”等尝试性主张。这些尝试性设想虽然粗浅，但对我来说，却正是不断探寻学者、编辑双重身份结合机制的起点。

王绍樱：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国际版编辑部行政助理、编务。主要负责联络作者、译者、出版社等协调性工作，以及办公室日常工作。

《文史哲》国际版如何打好组合拳

王绍樱：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国际版编辑部行政助理、编务。主要负责联络作者、译者、出版社等协调性工作，以及办公室日常工作。

《文史哲》国际版致力于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其国际性不仅表现为面向海外学术界、遵循国际学术规范，还贯穿于编辑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编辑一期杂志，不止是语言的转换，更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需要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

比如，作者们常常感叹：“我的文章可不好翻啊！”古典学术研究在表述上往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包含大量专有词汇，征引各式古籍文献。要想使其在思维和语言习惯上为海外读者接受，前期编辑中文稿件时就要考虑到，如何帮助海外译者更准确地进行理解。为此，作者和编辑必须深入加工稿件：剪裁篇幅以突出文章的思想价值，同时单独把古文词句转化为现代白话文，提前严格按照芝加哥格式处理学术规范，对历史人物生卒、年号起止等做出规范的时间标示等，最终形成完全面向译者的，具有辅助性、工具性的底本。这是规避翻译错误、保证后续流程顺利进行的重要步骤。

即便有前期的细心准备，翻译诸子、汉赋等主题的文章仍然是个麻烦活。为此，海外译者们尽心尽力、不辞辛劳，力争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古典学术研究自身的脉络和语境。有一位澳大利亚籍译者MichaelBroughton，他所提供译稿内容经常比中文稿多出几千字，仅脚注就增加十几条，均是他旁征博引，对文章一笔而过的史实及专业词汇做出详尽阐释，以方便海外读者流畅阅读。我们的薪酬标准相对也较为低廉,译稿的字数并不影响薪酬计数，可以说，译者如此用心，完全出自于对文化交流的热情。翻译时需要突破底本的情况不一而论，有时中文文章也会引用西方俗语或外语著作的中译本，如果直接对中译本信息进行英译，往往既显得琐碎，也不利于海外读者查索。因此，译者们要比对中译本和外语原版，将引文还原为外语的原始表述，同时增补相应的出版信息。总之，翻译遇到的各种琐碎情况，要靠译者和编辑双方多探讨，才能不断吸取经验，共同进步。

译稿摆在编辑面前时，已凝聚了工作人员在多个环节的辛苦付出。编辑进而要对稿件质量和样貌做整体把控，内容调整涉及结构、语言、标注等，因此作者、译者多多少少也会参与协作。下面这个小案例，生动表现出文明之间相互了解的不易。“日暝而夜作,贾谊所赋鵩鸟是也”一句中的“鵩鸟”（funiao）,有的译者误认为是“鵬鸟”(pengniao)，殊不知“鵬鸟”指的是神鸟，而“鵩鸟”指的则是猫头鹰一类的鸟。对其修改，得同时调整词语的英译、拼音和繁体汉字。使用这三个元素标注专有名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惯例，这也要求编辑们打通中西，同时在两种文化的积淀上开展工作。

此外，还有博睿出版社编校、海外推广等在内的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大家相互配合和体谅，打好组合拳，是《文史哲》国际版能不断发展的重要依仗。

甘做老黄牛 细耕责任田

刘丽丽：历史学硕士，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

时东武：现为《文史哲》编辑部办公室干事、助理研究员。1987年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至今已35年整。

每当翻看那些泛黄的老照片，脑海中便闪现出一幕幕老编辑们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忙碌工作的身影。尤其看到比较熟悉的退休老师，感触更为深刻。照片中的他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每个人无一不是从帅气的小伙子、漂亮的小姑娘奋斗到了满头白发的老者，他们为《文史哲》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可以说，没有历代编辑70余载风风雨雨的努力，就没有《文史哲》今天的成就。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薪火相传”到我们手中，除了倍感自豪之外，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办公室的工作原本就繁杂琐碎，而编辑部办公室的工作更有其特殊性。最显著的一点是，编辑部办公室面对的是一篇篇稿件、一期期杂志，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读者，需要做好作者、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中转站”。这种特殊性更加需要严谨、仔细的态度，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能有丝毫侥幸。“不因事小而不办，不因事难而怕为”是我们一贯的办事原则。有问题不可怕，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解决它，哪怕解决不了，也要尽力去做。

办公室工作对内需要做好“服务员”“小管家”，热心为编辑们做好各项服务，对外要做好“联络员”“协调员”。正因此，办公室的工作有千头万绪，容易顾此失彼。为此，工作备忘录上总是记得密密麻麻，将完成的打上对勾，将未完成的做好标记，及时查找、落实未完成的工作。只有这样,工作起来才能有条不紊，才能做到“件件有交代，项项有落实”，力求不让工作在自己这一环节延误，不让事项在自己手里积压。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发扬“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步履不停 不断前行

史佳威：科技哲学硕士，2020年进入《文史哲》编辑部，负责编辑部新媒体运营工作。

2020年夏天，我来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一个我在学生时代仅能仰望的地方。

初到编辑部时，面对各类古文、古史、古哲的挑战，我有时觉得力不从心，需要不断“补课”，很多学术论文学术性较强，加上引注篇均一两万字，往往一篇文章编辑下来要反复细读很多遍，才能保证文本及按语、标题的准确性；而新媒体工作直面读者和即时反馈的性质，更让我如履薄冰。幸运的是,编辑部的各位老师都对我非常包容，也从不吝惜指导与帮助。在这种无限包容和不断鼓励中，我在编辑部不断进步。

主编王学典教授常说：“我们只是过客，《文史哲》是永在的。”在编辑部工作久了，我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真意。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编辑部的历史和先辈们的轶事后，我感动于他们对于这桩事业的热爱与珍视，也慢慢理解了他们不计任何酬劳，甚至自费办刊的坚守和情怀。时至今日，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中，我在每位老师的身上都依旧能看到那代代相传、从未变改的“初心”。

2021年，《文史哲》迎来了她的“七十岁生日”。刊庆之日，我有幸见到了来自文史哲各界的顶尖学者。大会上听着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讨论会上看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出火花，会后刊出“百家争鸣”的作品，我突然理解了《文史哲》前辈们身上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明白了坚守的意义。

在《文史哲》人的心中，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奉献是一桩事业！也许正是这薪火相传的《文史哲》精神，让编辑部老师们步履不停，不断前行。

近距离感受《文史哲》的古典学术立场

孙微：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讲授“杜甫研究”“杜诗学研究”“诗词格律与写作”等课程，著有《清代杜诗学史》，参与编撰《杜甫全集校注》《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

2021年底，我进入《文史哲》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主要负责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稿件，目前还在熟悉和适应工作阶段。

《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也是国内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是对《文史哲》创刊70年来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山东大学文科的肯定。作为编辑部的一分子，我也备受鼓舞，与有荣焉。

加入编辑部以后，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史哲》“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的办刊理念。编辑部全体同仁团结奋进，严谨高效，密切关注学术论争的焦点，注重刊物对学术潮流的引领作用；同时又能坚守古典学术立场，具有独立不迁的学术品格。这一切令我感触颇深，很受教益。今后我会继续向编辑部各位同事好好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认真做好编辑工作，为《文史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从仰慕到加入

叶杨曦：南京大学文学院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2021年12月调入《文史哲》编辑部，从事文学板块相关工作。2015年10月入职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已完成与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7项。已出版专著1部，古籍整理1部，在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译文多篇。

2021年之前，我对《文史哲》杂志的主要印象大致可概括为：专业、包容、开放、争鸣。我一直在南方读书，参加工作才第一次来济南，可以说对整个北方了解不多，但我很早就听说过《文史哲》的大名。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读本科和硕士期间，常听业师张伯伟先生等师辈谈及应养成通过阅读专业期刊学习论文写法、了解发展趋势、把握最新动态的习惯，《文史哲》即在老师们推荐的名单之列。２012年我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跟随陈平原先生攻读博士，先生指导我在古代和近代、文学和历史、中国和域外的交叉领域探索研究选题，我因而更多关注那些包容性强的学术期刊，《文史哲》可谓华语期刊中最具代表性的。博士二年级时，我注意到《文史哲》国际版（JOCH）创刊，并发布征稿启事。当时大陆期刊设置其他语种版面的做法都不太多见，更遑论直接开辟一个像JOCH这样的新期刊。我很佩服《文史哲》的开放性和国际视野，还修改了讨论法语学界《文子》研究成果的博士课程作业给JOCH投稿。2015年在山大文学院参加工作后，多次听博士后合作导师曾繁仁先生提及保持学术敏感的重要性，这加深了我对《文史哲》“争鸣”性质的认识。《文史哲》每期刊发的都是论辩色彩浓厚、问题意识突出的“大手笔”，商榷、辨析、讨论性质的争鸣文章亦不乏力能扛鼎之作。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肯定了杂志创刊7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贡献，也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我也去旁听了《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并十分羡慕在学刊工作的同仁。2021年底，我调入《文史哲》编辑部，参加文学方向的编辑工作。在久负盛名的《文史哲》工作，我一开始心里很忐忑，主编王学典先生和同事们热情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则让我如沐春风。我还了解到，曾任《文史哲》主编的陆侃如先生是江苏海门人，这无疑增加了我的亲切感，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海门平山。

来编辑部工作后我进一步认识到：《文史哲》稿件的编辑工作很是规范，有严格的三审三校流程；她的学术生命力十分旺盛，一方面力求站在学术前沿，通过前瞻性选题引领学术风气,践行著名史家陈寅恪所提倡的“预流”的学术，另一方面又奖掖后进，注意发现、提携年轻学者。《文史哲》无远弗届的学术影响力，盖缘于此。我希望自己尽快掌握编辑流程，站好编辑岗位，以工匠精神和使命意识精益求精地做好《文史哲》的工作。

肩负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使命

察应坤：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史学编辑。负责自明清到近现代史学研究的约稿以及编辑工作。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美国中国学等，发表《基层权力组织再造——民国乡村建设实验的“菏泽模式”》《东亚崛起的文化资本——狄百瑞新儒家思想史“内在研究进路”辨析》等学术论文数篇。

大约2000年，在本科学习阶段读书时，我在图书阅览室第一次翻阅《文史哲》杂志，当时即感到这是一份非常庄重、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这种印象一直维持到现在。

《文史哲》自创刊以来，一直是发表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更可贵的是，读者还能从这些论文中感受到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中一脉相承的文化特性。《文史哲》的办刊宗旨是“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以文化自觉的精神自觉肩负着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乃至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既是国家、人民、时代赋予《文史哲》的，也是《文史哲》自创刊之际建立起的光辉传统的内在要求。

2021年，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文史哲》的办刊传统与总书记这一指示高度契合，全体同仁将为此投入更大的工作热情，包括更大力度地继承“延揽大学者，扶持小人物”这一办刊传统，既延揽成名成家的大学者的高屋建瓴之作，也为有潜力、有思想的年轻学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

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陈嘉礼：1988年生于中国香港，先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文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访问学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兴趣包括中国上古史、甲骨文、民族记忆、中国史学史。2020年开始担任《文史哲》国际版的编辑。

我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关注《文史哲》，虽然不是每一期都看，但闲时总会在期刊网阅读《文史哲》的文章。《文史哲》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期刊，刊发的文章论点新颖，值得深思；《文史哲》的文章是我进入中国人文学科殿堂的最好桥梁。在过去的治学岁月中，我总是向《文史哲》文章学习如何撰写一流水平的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要“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文史哲》国际版就是把中国人文学术介绍给国际学界，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沟通的重要平台。作为国际版编辑，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文史哲》的内涵和底蕴之丰富，《文史哲》悠久的历史、继往开来的承担得到了国家的肯定，这都让我很受鼓舞。

我过去单纯是《文史哲》的读者，2020年亲身参与到了《文史哲》国际版的编辑工作，和同事们一道致力于将中国文史哲文化和厚重的中华文明介绍到国际学术的舞台。《文史哲》国际版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新兴平台。我们会承先启后，发挥所长，刊发高品质论文,助推中国的学问走出去，争取将《文史哲》国际版办成世界人文学科的顶尖期刊。

编外人说名编

刘晓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史哲》国际版书评编辑。发表C刊/英文论文 17篇，出版中文专著5部、双文专著 1部、英文译著1部。

我作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教师，以编外身份参与《文史哲》国际版的工作，主要负责书评栏目。这出于以下几个特殊的缘分。

2017年夏，我曾在《文史哲》发表过一篇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论文；原稿长达两万多字，几乎一字未删，这次顺利的刊梓,既出于王学典老师对题目与素材的嘉扬，也代表着编辑部同仁对我的文字能力的肯定。我在美求学、工作多年，硕士与博士皆在亚利桑那大学，导师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陶晋生院士、鲍家麟教授夫妇。陶晋生为“食货”学派创始人、民国学者陶希圣第四子，故此，我的师门传统极为重视社会经济史，更确切地说，是重视探讨文学和史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成因和规律。我的英文博论即探讨明代文学中的明代经济生活，题目颇为小众。其后我将英文稿加以扩充、转译为中文，名之为《衣食行:〈醒世姻缘传>中的明代物质生活》；王老师读过后，颇为称赏。作为专治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方家，王老师于食货学派的渊流、特色，本自雅有精研；拙稿惠得荐扬，收入山大“文史哲”丛书，201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王老师对我的肯定与谬知，更多的是针对我所承自的学术脉绪，而非我个人能力云然。我所游颇杂，专业和语言训练几经易径，王老师何尝会看不到我的“阿基里斯之腫”？他一直认为我应钉住近代史或近代学术史的站位，曾对我提出过不失温厚的警示。对于这一点，我是感惭兼之的。

我本出身中文，出于对文学的眷爱，最终还是又漂回了中文，放弃了多年的史学训练，如今的所务，几乎完全囿限于旧体诗词和英译了。“中岁通名无一艺，览书半豹欲惶惶。”——《衣食行》成稿后，我曾诹了四首七律，内中有一联作是般愧语，正是因为念及长者的温责。王老师以国际版的工作属累，我唯“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做点相关的工作，主要为同类稿件的择取、书评的约稿、往复、修订等务。《文史哲》的中文稿件，我也偶有参与校审之幸。顾恩念责，总是觉得做得很不足，幸得同事们谅我隶在外编，凡不能竭走输力处，总为优容。专业编辑们对《文史哲》的奉献精神，是我最应肆承学习的。（全文完）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2年第11期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