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2021年5月9日注定成为《文史哲》新的历史起点。有网友赞誉，《文史哲》可谓“天下第一刊”！《文史哲》编辑部甚至成了“网红打卡地”。作为一份人文学术期刊，《文史哲》创刊70年来，之于共和国人文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所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是承担和行使了如下职责：传统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轨的积极推动者；研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助推者。也许，这也正是总书记回信的内在根由吧。

下面，我将从不同侧面来讲述《文史哲》编辑部的故事，力图给大家呈现一本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历经七十年风雨沧桑的人文学术期刊的鲜活的生命样态。

历史学家杨向奎与“同人期刊初长成”

1951年春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市龙口路40号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家里，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师赵纪彬、孙思白等人随意地聊着天。说起《山大生活》这份四开小报，大家都认为应该办一本大型学术刊物。随后他们联系了历史系的童书业、赵俪生，文学系的冯沅君、萧涤非、孙昌熙等人，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

1951年5月，《文史哲》诞生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文学馆二楼西角的一间办公室里。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骨干教师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著名学者组成最初的编委。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民国时期的刊物随着政权的更迭纷纷停刊、新意识形态亟待在学术领域贯彻的新形势下，全国高等学校创办的第一本文科学报。

开初，《文史哲》杂志在性质上是为便利于进行学术交流而自主办刊的同人杂志，不设专职人员，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第一期《文史哲》杂志出版后，因为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拿钱买下杂志。首任社长华岗与《文史哲》创刊伊始，首任社长华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也是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

《文史哲》杂志自创刊起始，就呈现出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激发学术争论的旨趣。华岗规定，《文史哲》杂志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主政华东的陈毅也对之赞赏有加：“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一大批著名学者正是在《文史哲》杂志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等。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文史哲》杂志也为此而驰誉学界，广受称道，在数代读者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个小人物”与“红学”大讨论1954年《文史哲》第9期刊发了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这篇文章中，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红学研究，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他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李希凡和蓝翎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被置之不理。随后，他们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终于获得了支持，《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作品。

此文被毛泽东看到，被认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此后，学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也是从此时开始，有了毛泽东的关注，《文史哲》的发展步入历史新起点。

订户70万——1973年二次复刊的故事

1973年仅有1期《文史哲》，也称“复刊号”。这一年，不仅《文史哲》复刊，更为重要的是中央领导在李希凡写的一篇《人民日报》“内参”上，作了山东大学在济南恢复1970年以前建制的批示。根据省革委政治部决定，济南市邮局将《文史哲》发行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征订单上特地印上《文史哲》复刊号的重要目录与作者。汇总全国各地邮局的征订数字，直线上升，很快就达70万份。

复刊号问世以后，社会各界反应良好，刊物很受读者欢迎。就《文史哲》本身而言，这一期内容，除了以批孔为重点，《红楼梦》研究为次重点，还尽量弱化了时事政治。这一期只发三篇时政文章，一篇为批林，两篇为学习“十大”文件。这三篇约占刊物篇幅的十分之一，在当年学报中算是很少的了。

千里之外的的“义务审读”和“编外校友”

校对工作常被人当成雕虫小技，学者们也大都不肯低就去做。但差错率高已经成为图书出版的多发病，因此有所谓“无错不成书”之说。一份好的杂志，如果差错率高，同样会让读者不堪卒读，最后变成文化垃圾。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要求校对者具备很宽的知识面，甚至是文、史、哲的通才，因此校对要求尤为严格。

在《文史哲》的办刊历史上，一位名叫李易简的热心读者为《文史哲》的校对做了很多工作。李易简先生在文科学报的多年校对为他打下了丰厚的文科知识基础，使他校对起来，如鱼得水，如车得路。他左眼盯住原稿，右眼瞄准清样；左手按住原文，右手改正差错。他的一副火眼金睛，就像探雷器，一个个“地雷”无一不被发现；又像扫描仪，一眼扫去，错字会自动跳出来，无一漏网之鱼。

他就这样执着地追求着，为校对工作默默奉献着。直到2002年5月，李易简先生逝世。从1984年到2001年，李易简先生对《文史哲》的校对工作，一期不落，勘误表已经集稿盈尺，成为《文史哲》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此，李易简先生甚至被誉为“山东大学的编外校友”。《文史哲》为拥有这样一位义务审读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国际版的创办：从武侠到“洋夫子”

为了呼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趋势，2014年起，《文史哲》编辑部开始与具有330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在海外发行《文史哲》英文版。《文史哲》英文版基本延续了《文史哲》杂志既重视学术积淀又重视学术思辨的风格，但又不是《文史哲》中文版的简单转译，而是要借助《文史哲》杂志的品牌和积累，以专题的形式，向海外学界介绍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文史哲》国际版于2018年被全球规模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美国斯高帕斯数据库收录；2019年，又被收录于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索引。

山东大学《文史哲》国际版执行副主编是孟巍隆（Benjamin Hammer）。孟巍隆在美国旧金山长大，自幼却对中国功夫有着别样的痴迷。孟巍隆上初中时，他听中国人说汉语，便觉得十分有趣，于是主动去和中国学生交朋友学习汉语。高中时，学校里没有汉语课，他便跑到社区的成人夜校里学。大学时期，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他毫不犹豫将中文当做第二外语。当别的同学学习中文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他却痴迷上了汉语，不停地练习汉语发音、学习汉字笔画，不仅写简体字，还写繁体字。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孟巍隆谈起他在国际版工作中发生的趣事儿：《文史哲》对专业知识要求高，也给翻译增加了难度。例如，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是个非常庞杂琐碎的体系，有很多官位等级、官职名称。汉朝有个官职叫作“光禄大夫”，海外翻译员由于只了解大夫这个职位，翻译成了“姓光名禄的大夫”，幸亏被我们的编辑发现纠正。他深情表白：“接触古代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已有二十多年，我仍感到学而不厌，愿意为此皓首穷经。”

故事讲到这里，不知在大家的脑海里，是否形成了之于《文史哲》的大致形象？著名美学专家、前任主编陈炎如此概括《文史哲》的风格和特色：“理通儒释道，学贯文史哲。”史学理论名家、现任主编王学典则如此表达：“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这两种表达的共通之处，都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打破学科界限。换言之，以问题凝练和统领学科，超越学科界限，实现融合发展。这其实就是现在所倡导的“新文科”的发展方向之一。“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既是《文史哲》的办刊宗旨，也是它永恒的使命。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2年第一期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