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讨论初稿修改。
时年95岁的路遥先生2022年修订《路遥口述历史》一书的亲笔手稿。
2001年，路遥先生赴伦敦开会期间与海外学者合影；自左至右分别是：何伟亚夫人、路遥先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韩书瑞教授、美国北加州大学何伟亚教授。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师生合影，第六排右四身穿黑色呢子大衣者为时年20岁的路遥先生，该照片为路遥先生保存。
近日，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口述、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崔华杰撰稿的《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路遥口述历史》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作序。
该书采用口述历史形式，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历程，从路遥先生所经历的学术人生解析时代与学术的关系，也从路遥先生的史学研究展现中国史学家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该书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既能供学人参考，观察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学术变迁，又能为一般公众阅读，审视个人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路遥先生出生于1927年，是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自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他率领团队在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义和团运动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路遥先生于1947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1949年转入新成立的历史系并在1951年留校工作至今，见证了山东大学76年的发展史、山大历史学科74年的建设史和中国史学界近72年的变迁史。
撰稿人崔华杰为路遥先生2011至2013年指导的博士后，近年来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山东大学校史研究，近5年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宗教史研究》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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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当我还在上海大学读博士时，奉导师陶飞亚先生之命，翻译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狄德满先生未刊博士论文《1868—1900年间华北的乡村动乱：以鲁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经一年痛苦但又充实地伏案苦译，勉强译出初稿，接着陶老师又嘱托我在寻觅出版社见刊之前，先跟山东大学路遥先生联系，看看能不能索篇序言。毕竟路先生和作者狄德满先生交往多年，且都做义和团方向的研究。
我模糊地记得，大概是在2010年10月下旬某晚，我很紧张地拨通了路先生的宅电，并通了将近2个小时的电话；但我又清楚地记得，路先生讲一口南方普通话，虽然大部分内容我确实听不清也理不顺，但唯有一句话言犹在耳：“目前稿子还有问题，你改改，我再给写序言。”挂掉电话，我赶紧继续返工打磨。终于在2011年3月拿到了路先生所写序言，序言中说狄德满一书足以称为“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的又一重要代表作”，这句话既是对狄先生20年磨一剑的学术初心的敬重，或许也是对中文译著的一番肯定。
2011年6月，狄德满先生一书被定名为《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并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书系，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我也完成了博士学业。本来可以直接去高校工作，但路先生联系我说：“来山大跟着我做博士后，义和团中心缺人。”就是这样，当年暑假过后，我就来济南报到，从此开始了与先生的师生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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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路先生交流的与日俱增，我不仅熟悉了先生的“闽普”（此时已知先生为福建福州人），还了解到先生1947年就来山大读书，亲身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山东大学变迁史和山东大学历史学科起源发展史，而这正是我从硕士阶段就开始关注的学术点。更关键的是，路先生特别健谈，谈到学校、学科、个人的过往历史时，可以说如数家珍，这是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先生称他“山大活字典”之因。每次和路先生见面，先生一般会说，“今天我们开始谈某某年的事情”，结果一说就是一上午。下次见面时他一般会从下一年谈起，当然有时候也会忘了上次所说年份，会连续说上几次的同一年份事情，但又因其经历、交往实在丰富，所以每次都有常听常新之感。关键是，先生不仅记忆力惊人，而且精力也很旺盛。因为每当先生讲到兴高采烈之时，往往站起来直抒胸臆，我也赶紧站起来认真听讲。每次讲完后，我不清楚先生是否会因久站劳累，但是我每次回去后都要躺歇半天。
听得时间久了、次数多了，我逐渐认识到，路先生的学术历程，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而且还能从路先生的经历中，窥察出他那一代人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于是我便萌发出撰写一部口述历史的想法，且有意识地开始做资料整理工作。先生起初只愿意并且乐意接受报刊访谈，但对于口述历史一书的撰写，却总是讳言再三。
这其实可以理解。因为路先生始终觉得自己身体如60岁一般，学术精力也是处于旺年，如果现在就做口述历史，好像要告别学术似的。我记得大概在2015年之前，也就是先生米寿之前，他还经常骑自行车从南苑寓所来学院办公室取报纸。还记得一次在校医院体检，医生发现先生血压高到一百八，赶紧给离学校最近的济南市中心医院打电话，急匆匆把他架到120急救车上，但先生却不慌不忙地跟医生商量说：“我能不能先把自行车骑回家，车篓里装着我的报纸，我把它们先送回家里，然后你们从南苑宿舍区接着我去医院吧。”偶然一次，先生来学院看到11楼楼道放了一台乒乓球桌，让我陪他打一局。虽然球速很慢，但先生还是手脑不能做到同步反应了；打了几个回合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真的是老了，手上反应不过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口中服老。
2021年初，我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翻译《谢伟思口述历史》一书。完稿之后，我既感受到口述历史的魅力和价值，也逐渐掌握了口述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技巧。202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立项，经与左老师和该项目子课题“中国近代史卷”负责人张德明副研究员的沟通，他们也鼓励我及时对先生的口述历史展开采访。2022年初春，因为疫情原因，先生和我都只能在家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都有了相对完整的时间。这次先生终于同意，口述历史的撰写工作便提上了日程。于是，我每天下午3点左右来到先生家中，做音频视频录制，如此持续了月余。
事实上说，路先生的确是山东大学的“活字典”，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很多，但是先生口述时“倾诉”多于“交谈”，也就是一般不按照所设计的问题进行“回答”。几个回合过后，我决定不打断先生思路，而是让他“全盘”倾诉，说不准能够捕捉到细节。果真，先生的家世、“路遥”这一名字的由来、思想史讨论班、与萧涤非等先生的交往、梨园屯的“发现”、邝兆江先生对首批调查案卷的“借阅”、与中外学人交往的趣事等史事，一一被挖掘出来，勾绘出先生求学和治学生涯的重要情节。
但是，先生此时毕竟是95周岁高龄，疲惫之感渐露，有的时候嘱托我去查阅某一年某一杂志的访谈即可，因为先生原来多次接受过《中国社会科学报》《山东画报》《山东大学报》等报刊的访谈，有的时候给出文献线索，让我查找相关史料并形成书面稿，再由他逐字修改。这里，也趁此机会，向曾经采访路遥先生的雷家琼、谭洪安、赵祥斌、童力、李潇潇、张清俐、胡孝忠、张洪刚、朱子钰等老师致意！
在此期间，我一次在知新楼电梯口偶遇《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向他汇报了路先生口述历史撰写一事。他连声说：“好，好，好！”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参阅唐德刚先生所撰《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因为该书所以被奉为口述历史的经典文本，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唐先生查阅了关于胡适先生大量的史料文献才进行采访、撰写。这句提醒，使我顿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我赶紧联系学校相关部门，查阅搜集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路先生个人的相关档案资料。口述历史虽然鲜活，但毕竟属于回忆，抛去事后审断带来的主观偏向不说，更多地会衍生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种知识建构现象。事实证明，这很有必要。因为路先生所经历的时代大开大合、波澜壮阔，个人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尤为紧密，这样在个体记忆中不免有疏漏、牵和与错讹之处，而通过档案史料的回补，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口述人的认知偏差。在这里特向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兴胜教授，山东大学校史馆原馆长赵爱国教授，山东大学档案馆副馆长耿德良副研究馆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办原主任薛辰兵老师、人事秘书扈玉萍老师所给予的各种形式帮助致敬！
于是，个人口述与文献史料补正相结合，这才形成了初稿。考虑到所叙人事颇多，我决定先将初稿呈送给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老校友，尤其是1977、1978、1979年这三届的学生，毕竟他们经历过路先生的学术时代，而且有精力予以审读修正，因而请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刘天路教授和陈尚胜教授拨冗审读并吸收了他们中肯且实际的修改意见。同时，考虑到路先生1947年初来山大时读的是中文系，便也呈送给现在的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审读。杜老师在2022年8月31日托其高足姚文昌副研究员专门发来寄语“路遥先生博闻强忆，是山东大学‘活字典’，崔华杰同志作路遥先生访谈录，刊行于世，征文考献，信可传之久远也”，这给了我极大鼓舞和信心。还是在8月，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来济参会，事前我就和徐老师取得联系并准备到会场讨教，因为徐老师也出过《邓伟志口述历史》，并且过去几年一直做小三线建设研究，在口述调查上不仅有理论心得还颇有实践经验。经过在莱芜雪野湖大半晚上的沟通和次日中午在济南市区的午餐小聚，我汲取了下一步继续修订完善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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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修订稿后，一方面，我请路先生长子（齐鲁工业大学吴淳教授）、女儿（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路巧青副教授）重点审读家世、家庭生活部分，谁知道有了意外收获！原来，吴淳教授悉心收藏了其父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其中既有个人和家庭岁月留影，更有和中外学人交往的宝贵瞬间，这样以图文并茂形式更富有阅读性。我于是从中挑选了能够呈现背后故事的照片，分插到各章节，希望既能增加阅读性，也契合当下图像史的学术新旨趣。既然有了照片，书信是否还有收藏，能不能使用？我接着去往先生寓所，本想翻箱倒柜，结果“不费工夫”就找到了他和中外学界交往的函件。这是因为路先生和已经病故的路师母生活上向来整洁，家具设施一尘不染，各类书籍归置有序，相关个人资料文献更是分门别类地用档案袋装好储放。当然绝大部分信函因系手写，加之时间久远多有模糊不清之处，所以多番打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加深教授予以字迹辨识。
另一方面，又请与路先生有过共同学术经历的师长审读学术部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王先明教授、常务副会长胡卫清教授、副会长田海林教授、秘书长刘家峰教授以及我的硕导郭大松教授分别提出了宝贵的完善意见；尤其是王先明教授来函告知路先生在华中师院所作中国近代史专题班授课的年月日，甚至还有课程名称及提纲内容，而路先生对于这一事项只有模糊记忆，我也通过网络资源多方搜检亦一无所获。王先明教授为何对42年前的事情记得如此这般清楚？原来他记有上课笔记并保留至今，获知原因后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学术之美之纯真！
路先生审读完修订稿后，就电话联系了和他交往多年的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金先生此时正专注于《复兴文库》出版工作，但接到路先生电话后欣然允诺写序，并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邵建斌老师如约发来了手写文本。在此，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先生、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历史理论研究所张建斌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安海燕副教授在这一过程中所提供的各种帮助，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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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形成定稿后，开始联系出版社。想到狄德满先生一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反响不错，我就试着联系责任编辑康海源先生。没想到，海源兄是在中国海洋大学读的本科，而路先生口述历史所描绘的“国立山东大学”的旧址就是现在海大的鱼山校区！缘分叠加之下，海源兄爽快地接下出版工作，并保证一定和时间赛跑，及早将该书见刊问世。可以说，没有海源兄的尽心精心的编辑工作，这本书也不会及时地呈现在诸君面前。
当然，该书能够得到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出版资助，离不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院长、刘军书记、代国玺副院长的大力支持，特此致以感谢！另外，本书亦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LSYZD21013）和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中华文明传承、转型与新形态建构”资助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在此一并声明谢意！
最后，还需要对书名稍作解释。路遥先生1927年出生，是山东大学目前健在的包含两院院士在内的8名终身教授之一。先生1947年考入刚复校一年的国立山东大学，1949年国立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时由中文系转入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从事史学研究，见证了山东大学76年的学校变迁和山大历史文化学院74年的学科成长、经历了新中国史学界72年的学术发展。为此，本书所以使用“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作为主标题，意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位史学研究者的成长历程，并希望能从路遥先生所经历的史学时代观察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学术变迁，审视个人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当然，因该书所叙人事颇多，更由于撰稿人学识学养有限，其中定有诸多不尽圆满之处，恳请学界各位师长批评指正！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3年第16期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