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佩臧老的宽容，想到他曾赞赏郑板桥的一副楹联，专门著文推荐：“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的文章的确不是泛泛之词，而是真正身体力行的。

　　解放前我在徐州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语文老师说过臧克家（1905-2004）是“和艾青齐名的新诗大家”，但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解放后，1949年秋，我考入青岛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入校不久，就在人民日报读到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篇《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浅显又深刻的警句，一时广为传诵。这时我还听说臧克家也曾是山东大学的学生、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徒，于是到图书馆借到了他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反复诵读揣摩。“日头堕到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对这一类苦吟而得的佳句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名篇长诗《罪恶的黑手》是为青岛的一个教堂而作，我打听到教堂的所在，曾经特地去参观。每逢从“一多楼”前走过，也会不由得想到闻一多先生的爱徒臧克家。1957年，《诗刊》创刊，由臧克家任主编，创刊号刊出了毛泽东写给臧克家等的亲笔信影印件，一个诗人能够获得如此荣耀，更让我敬仰不已。那时我也喜欢写诗，正在铆足劲儿准备向《诗刊》投稿，不料反右狂风卷起，我被错打为“右派”。臧克家先生在历次运动中则一直是相当活跃的积极分子，我只能遥望仰慕了。

　　1981年，我已获得新生，在田仲济先生指导下从事新诗教研工作，通过田先生介绍，给臧克家写信，借阅他的几本早已绝版的诗集，他很快寄来。我研读了几个月，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文章，还书时一并寄给他，请他指教，暗暗地巴望着能够得到他的首肯，甚至推荐发表。他很快回信，除了肯定我“研读认真”之外，中肯地指出了文章的缺点：对几本诗集平均用力，没有重点，也没有深度。希望我找出代表性诗篇，深入钻研，形成自己的见解；至于写论文，则要以问题为中心，有理有据地展开论述。这封信不啻一瓢浇头的冷水。我把来信给田先生看了，他笑着说：“苦口良药，忠言逆耳呀！”我冷静下来，逐渐从来信中获得了研读和评论诗歌的启蒙，并体会到了这位诗坛前辈的严格和热诚。继续用功之后，我于1983年写出了《臧克家抒情诗的形象构成》和《臧克家诗歌语言和体式的演变》两篇文章，考虑到臧老年事已高，不便打扰，发表前没有请他过目。发表后，田先生说：“臧老看了你的两篇文章，很满意，觉得你写出了自己的新意。”1986年，臧克家诗歌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八十多岁高龄的臧老亲自到会。我因岳父病危，没能参加，也没去拜访臧老，只提交了一篇论文《臧克家的叙事诗、报告长诗和讽刺诗》，对于所论的作品不满多于肯定。我真有些惴惴，怕惹得臧老不快。后来问田先生，他说：“臧老看了你的论文，觉得你的看法有道理。”我感佩臧老的宽容，想到他曾赞赏郑板桥的一副楹联，专门著文推荐：“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的文章的确不是泛泛之词，而是真正身体力行的。

　　1988年春，江苏文艺出版社来信邀请我到南京参加该社准备出版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定稿会议。这部大辞典的顾问是臧老，主编是吴奔星先生，定稿人有丁国成(《诗刊》社)、杨光治(花城出版社)等名流共八人。我估计自己能够受邀大概是吴奔星先生的照顾，报到时向吴先生致谢，吴先生却说：“你不要感谢我，是臧老点名要你来的。”又说，“臧老说看过你写的几篇论文，你对他的诗有赞扬、有批评，臧老觉得你言之有据、学风踏实！”我听了，又感动又惭愧。吴先生说：臧老做这部辞典的顾问可不是挂名的，辞典的编选原则，选定的入典诗人名单、篇目，鉴赏文字的要求等等，他都认真过问。仅仅定稿会议这几天，就收到他的二十多封信。他特别嘱咐，自己的入选篇目数量不能超过艾青，还特别嘱咐，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为唯一标准，对于任何流派和诗人，包括朦胧诗人，都要在这个标准下一视同仁，杜绝任何门户之见。臧老曾经对朦胧诗发表过比较苛刻的个人意见，但在他指导下编写的这本辞典却切实做到了兼容并包，没有夹杂任何偏见。

　　1990年，山东教育学院的周敬山老师编选了两本面向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书《语文名篇精析》和《文言文全解》，盼望臧老题写书名，托我写信介绍，准备带着润笔费和厚礼到北京登门拜访。我说：臧老不爱财是出名的，听说他的墨宝择人而赐，不给就是不给，万金难求；给就给，分文不取。臧老很重乡情，对于山东老乡的要求总是优先考虑，只怕他身体条件不允许劳累了。我试探地写了一封信，令人惊喜的是，不久就接到臧老的回信，挂号寄来了书名的墨宝。这两本书分别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面世。周敬山激动地说：臧老的题字不仅给两本书增色，而且对两书的顺利出版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臧克家也不可能摆脱时代潮流的裹挟。尤其是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约谈，与领袖切磋诗艺后，受宠若惊的沉醉和个人迷信的增长不能不导致清醒理性和艺术个性的丢失，从而大大限制了他创作才能的发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发表过一些失真的表态诗文。他去世后出版“全集”时，许多这类诗文竟然付之阙如，似乎在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中臧克家都是无声无息的。这使“全集”失去了应有的全貌，减损了文献价值。也许编者是出于“为贤者讳”的好心吧，其实未必符合臧老的意愿。臧老决不护短，对于自己的或闪光或歪斜的脚印，一定都会认真面对，坦诚地把自己的本真面目交给历史和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