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献集成》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地方文献丛书。
　　重视乡邦文献，是中国学者的一个传统。许多藏书家甚至以搜集乡贤著述为己任，如民国时期山东胶县著名藏书家张鉴祥就曾搜罗先贤遗著两千余种、两万余册，为搜集和保护山东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用乡邦文献编纂出版地方文献丛书，也是保存和传播地方文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以省级地方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耀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其他如安徽、湖北、湖南、海南、贵州、云南、陕西、辽宁等省都编有自己的文献丛书，成为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的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者，如久为学界视为善本的《四明丛书》，就是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其余如丁丙编刻的《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的《常州先哲遗书》等也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却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当然，我们的前辈也有过这样的努力。解放前，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曾选出二十种山东人著作，编辑《山左先哲遗书》，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终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作璋先生也曾选择十余种重要的山东人著作，编为《山左名贤遗书》，点校出版，但规模较小，影响有限。
　　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山东人的著述十分丰富。根据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先贤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另外，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在全国处于前列，山东省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珍本秘函，其他各级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丰富的古籍善本，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山东人著作，且不乏未经出版的稿、抄本、流传较少的精刻本，完全具备编印一部“山东丛书”的条件。
　　2005年，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山东大学成立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筹备编纂《山东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并于当年作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获批立项，2006年初正式启动编纂工作。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编委会对存世的山东文献进行了一次清理，并选择其中的大约一千种进行影印出版，到2011年7月《集成》已经全部编纂完成。全书精装二百册，十六开本，每册八百页，分为四辑，每辑所收之书略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排。
　　《集成》收录的许多作家学者，都具有山东文化和学术的代表性，这是《集成》收书的重要标准。比如曲阜孔氏被誉为中国第一家族，《集成》收录《孔子世家谱》一百零八卷，对于研究孔氏家族乃至齐鲁文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其他收录的如汉代著名经学家高密郑玄，南朝文论家刘勰，宋代金石学家诸城赵明诚，清初文坛领袖新城王士禛、史学家马骕、文学家曹贞吉，清代辑佚第一大家历城马国翰、金石学家诸城刘喜海、文学家淄川蒲松龄、文字学家安丘王筠，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王献唐等等，都在各自领域代表了山东的最高水平，同时在全国也具有代表性，能够很好地宣传山东，展现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
　　除了选取能够代表山东文化成就的重要作家作品，《集成》的另一收书标准是选取世间罕传秘本，为之续命，促其流通。《集成》收录的一千余种著作中，稿本、抄本占有很大比例。王筠《礼记读存》、许瀚《拟史籍考校例》、宋书升《尚书考》、王守训《诗毛传补注》、田雯《诗经大题》、王筠《文字蒙求》、刘喜海《古泉汇考》、杨以增《杨端勤公奏疏》、王献唐《王献唐先生遗稿》等都是稿本或清稿本；蒲松龄《幸云曲》、李文藻《南涧文稿》、卢见曾《读易便解》、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周亮工《全潍纪略》孔尚任《画林雁塔》、陈介祺《宝簠斋集各家彜器释文》、许瀚《攀古小庐杂著》等都是抄本。这些稿本、抄本大多都是世间孤本，而且从未影印过。
　　为古书续命，是几百年来很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因为很多古籍善本流传极少，甚至是世间孤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文献便永远消失在天壤之间了。影印出版，使其化一为万，是保护这些善本的最好途径。从明末汲古阁的影宋抄、影宋刻，到清末黎庶昌影刻《古逸丛书》，到张元济主持影印《续古逸丛书》，再到《古逸丛书三编》，以及最近《中华再造善本》的出版，莫不出于这种考虑。《集成》所选底本多为稿本、抄本，其中有相当比例为从未出版的孤本。即使是选用曾经出版过的本子，也考虑到其流传较少，比如明末清初莱阳薑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后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出版。搜检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著录山东文献较为完备的《山东文献书目》均未著录该书，《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收藏单位只有山东省图书馆，《集成》予以收录，对于保护和流传该书，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集成》的影印除了开本与原书有所不同外，其余均保持了原书的式样。《集成》收录的很多稿本、抄本，里面有很多夹条、印章和朱笔批校，要使影印件丝毫无异地反映原书，难度很大。如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刘喜海《古泉苑》清稿本，中间有不少夹条，《集成》在扫描时先把夹条覆盖的文本扫一次，然后掀起夹条再扫一次，这样既保持了古书的原来面貌，又不至于破坏内容的完整性。因为朱笔批校和印章都是红色，黑白印刷很容易把红色淡去，《集成》便采取了灰度扫描和印刷，这样就解决了红色容易淡掉的问题。另外，为了保持古书的原貌，《集成》保留了所选底本的封面，这是以前影印古籍很少做到的。
　　影印古籍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存，而是要促进古籍的流通，为学术研究服务。为了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影印时所选底本要内容完整、印本清晰。《集成》除了稿本、抄本中的一些孤本外，凡是有副本的均选用完整清朗的本子。还采用了最好的扫描设备，在计算机上除去影响版面的污点后才编辑出版，所以版面整洁清晰。比如创修于光绪年间，由孙葆田等数十位学者历经二十年修成的《山东通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年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多有不清晰处。《集成》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清代辑佚第一大家历城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以前虽然有出版社影印过，但底本是南方的重刻本，效果不佳，多有漫漶不清之处，《集成》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印本清朗。而且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刻》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后》三篇。这些都是南方刻本所没有的，对研究马国翰和《玉函山房辑佚书》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集成》本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完整、影印效果最好的本子。
　　由于《集成》收录了的很多稿本、抄本都是绝无仅有的孤本，收录的其他精刻本、排印本和石印本，也多流传较少。《集成》的出版，使这些珍本秘籍化一为数百，让更多的研究者阅读到这些难得一见的学术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
　　生活在同治光绪间单县的时庸劢是一位鲜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他用一生心血撰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音韵学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的韵部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且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集成》第一辑把沉埋了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的时氏音韵学遗著予以影印出版，必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了更为广泛可靠的依据。
　　许瀚是清中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小学家，一生为人作嫁衣，仍然留下了极为可观的高水平著述。第一辑影印了王献唐辑《许印林遗书》二十种，第二辑又影印了其著作二种，其中《拟史籍考校例》尤为重要。众所周知，章学诚曾用十余年精力纂修过一部目录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巨著《史籍考》，先后经过毕沅、阮元、谢启昆等大员资助，成稿五百卷。道光二十五年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邀请许瀚、包慎言、刘毓崧等修订章氏遗稿。道光二十六年许瀚拟定了这份《校例》，开头说：“繁冗重复，漏略殊误，均所不免。”经过三年的努力，最后定为三百卷。虽卷数减少，但内容增加了四分之一。可惜这部巨著咸丰六年毁于潘锡恩家火灾。王重民在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补写的《后记》中详细考证了《史籍考》的纂修过程和悲剧性结局，他说：“许瀚在修订工作中起着领导作用。”这部凝聚着许多学者心血尤其是许瀚心血的章学诚遗著，不幸失传。这件许瀚写于道光二十六年清明节前三日的《拟史籍考校例》手稿，可供我们摩挲，想见《史籍考》这部巨著的模样。
　　王献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留下了数十部著作，其中多部著作体大思精，为各领域的权威性名著。《集成》第四辑将其《炎黄氏族文化考》、《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国史金石志稿》、《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五灯精舍印话》、《汪水云集校勘记》、《老庄学案初稿》、《读子识小》、《魏平乐亭侯印考》、《东周名器甄微》、《南游诗存》、《题襟小唱》等26种手稿，及柳诒征手稿《汪水云集校勘记》、顾实手稿《汪水云集校勘记》、王献唐之父王廷霖的手稿《泉货图释》，合计29种，汇为《王献唐先生遗稿》。收入《遗稿》的部分著作曾以排印形式出版过，但却无法代替手稿的原始价值，更有多种手稿未曾刊行，赖一线而孤传。此次得到王献唐先生后人的大力支持，能够把《王献唐先生遗稿》系统地汇集影印出来，对于认识和研究其学术成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集成》在鉴别版本、核定书名卷数、确认作者及其籍贯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于前人错误多有订正。比如聊城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山东文献书目》定为稿本，可是全书字体工整，丝毫没有修改的痕迹，定为稿本显然不妥，《集成》遂定为红格清稿本。《海岱人文》三十三种四十五卷稿本，旧题福山王懿荣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山东文献书目》都如此著录。但是只有《王文敏公年谱》有记载这一条证据可证明是王氏所辑，从这部稿本本身来看没有王懿荣的任何痕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集成》通过书上微波榭主人题记、王献唐先生《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天津图书馆藏王懿荣手稿本《海岱人文册目》等材料，证明王懿荣所编《海岱人文》另有其书，《集成》所收的《海岱人文》作者当为曲阜微波榭孔继涵的儿子孔广栻。证据确凿，可为定论。又《集成》对该书编有详细目录，定为三十三种四十五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半江楼未刻诗》一卷、《十客楼未刻诗》一卷、《祗方园续集》一卷、《颜居诗略》一卷、《余生后草》一卷、《先孝靖公遗诗》一卷，且把《旧雨草堂集》的作者颜伯珣误为颜懋价，《山东文献书目》也因之致误。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二十三种三十九卷附十五种二十三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同样存在着失收的问题，另外，也没有著录每书的卷数。其中的《江氏均学》和《戴氏均学》等是时氏对江永和戴震等人音韵学著作的摘抄和讲评，《善目》笼统地著录为“时庸劢撰”，实为不妥。《集成》对这些错误都一一予以订正。
　　《集成》坚持保护古籍和方便使用兼顾，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并重的原则，选目精、规模大，在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集成》不仅是山东文献整理的里程碑，对全国的古籍整理特别是地方文献整理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