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学位制度正式建立。同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学科成为国务院评审通过的第一批博士点，中国古代史学科和专门史学科成为国务院评审通过的第一批硕士点。
　　山东大学历史系早在1952年就已成为全国首批培养历史系研究生的院系之一，但未设立相应的博士、硕士学位。1956年，山东大学首批四个专业面向全国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各一名（此为学习当时苏联的做法，相当于硕士），其中历史系招收中国上古中世纪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两个专业，由王仲荦、张维华先生为导师。本着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历史系最终只招收了报考中国土地制度史专业的张靖海一人。
　　随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1981年3月30日，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第一、第二教研室向国务院提交了《申请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学科、专业简况表》。同年11月，国务院审批通过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硕士点。博士生导师为王仲荦教授，硕士生导师包括：王仲荦教授、郑鹤声教授、张维华教授、韩连琪教授、徐绪典教授、黄冕堂副教授以及郑佩欣副教授。在同年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历史系拥有八个名额，占全校招生计划的十分之一。具体招生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导师为王仲荦教授（时年68岁）与郑佩欣副教授（时年48岁），招生2人；春秋战国秦汉史，导师为韩连琪教授（时年72岁），招生2人；明清中西交通史，导师为张维华教授（时年79岁），招生1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导师为徐绪典教授（时年67岁），招生1人；史部目录学，导师为郑鹤声教授（时年80岁），招生1人；宋元明清史，导师为黄冕堂副教授（时年57岁），招生1人。
　　作为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唯一博士生导师的王仲荦先生非常爱护学生，对于学生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并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他视学生如己出，倘若学生犯了错误，他首先做的是自责，然后才去教育学生。
　　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王仲荦先生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力求尽善尽美。王仲荦教授的学生刘统（历史系78级研究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回忆说：“先生博览群书，对一些重要史籍，他是反复精读的。……他对我们这些考生说：‘要好好读《资治通鉴》，我已经读了十八遍，现在有问题还要查它。’当时我们都惊叹不已，后来先生著《隋唐五代史》，案头上一直摆着《资治通鉴》，读了总不下二十多遍吧。”1986年，王仲荦先生在书房内赫然长逝。先生的弟子兼同事，山东大学历史系郑佩欣教授有挽联云：“有遗著四百万字，育齐鲁三千英才。”精练地概括了王仲荦先生治学育才的一生。
　　郑鹤声先生精研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文献学、目录学和明清史等，卓有建树，一生著述近2000万言。解放后，郑先生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89年逝世，在此期间先生培养了一批批史学人才，他们或成为学界支柱，或成为各界栋梁。
　　在1981年山东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之际，郑鹤声先生在《山东大学校报》上发表了他的《校庆感言》，其间凝结了他对山大深厚的感情，对教学深深的热爱：“……重新整理、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的学术、抢救文化遗产，对发展我国的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刻不容缓的。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幸存至今的已不多了。伏生在‘焚书坑儒’和战乱之后，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孤身一人，百岁高龄，尚且能用其特长，为抢救祖国的学术和文化遗产作出贡献。我们今天更应有伏生那样的精神，把自己的一生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下来，既要系统整理以往研究成果，又要切实挑起培养青年一代的重担。……我感到我们的学校确实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无限美好的。古代济南伏生博士在百岁之际尚且为国家服务，而我今年过八十，但身体健康，我觉得自己不是像八十，而是像十八那样，还可以大干一场，在有生之年，为山大，为国家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
　　张维华先生一向很重视教学，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讲中西交通史时，已经患有哮喘病，他就讲一段，向口中喷一下平喘药，即使这样，他仍是提前写好讲授提纲，抖擞精神，坚持讲完。他说：“不要小看教学，你在台上讲，台下有许多学生看着你，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每节课都要认真地讲，这是当教师的本分。”山东大学历史系张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记得：“张老讲课，一直是那样从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胜。先生讲话，极富有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引力，听讲者，犹如沐浴于春风化雨之中。”
　　据张维华先生门下首批硕士生，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晁中辰教授回忆，随张维华先生受业的这段经历，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张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人品的重要。他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张维华先生始终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正如先生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的一副挽联所评价：“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2005年底，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根据张维华教授基金委员会提议，设立了“张维华教授奖学金”，奖学金旨在激励广大历史学科研究生、本科生发愤读书，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每年奖励研究生5人、本科生5人，每人奖励2000元。
　　韩连琪先生为人低调，但却善于发现和开掘别人的优点，善于从正面鼓励而从不疾言厉色，每当看到学生有点滴进步，他的欣喜之情总是溢于言表。韩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正直的品德和慈祥亲切的长者风范，使学生深受教益和感染。
　　70年代末，韩连琪先生在指导一位女青年教师治秦汉史时要求其通读《史记》、《汉书》，每天读一卷或两卷，不能一目十行，更不能跳跃式地读，还要边读边做笔记，并定期接受检查、考问。后来，这位女教师写过一篇《评汉书李贤注》的文章送到省史学会评奖，许多老学者都深为她如此谙熟《汉书》而感到惊异。此外，韩连琪先生还积极承担教学任务，全身心备课，且能循循善诱、严格督导而不知疲倦，形成了自己教书育人的显著特点和优点。韩先生跨进山大校门时，其职称仅是个讲师，但他接受教学任务，却是与王仲荦、张维华等名教授采用接力方式开设《中国通史》课程，且打头炮讲授先秦史。先秦史是最难研究和讲授的，无论对谁，都是个很大的挑战。韩先生不仅勇于迎接挑战，积极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而且付出了极大心血，赶在开课前写出了山大历史系第一套关于先秦史的高水平讲义，篇幅达30万字。系内所有名教授都对韩先生的学问给予好评，《先秦史讲义》则是重要根据之一。无论从教学态度、内容、效果等各方面看，韩先生的课学生都十分满意。后来，韩先生指导研究生或进修生，也总是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全力以赴，认真负责到底。
　　徐绪典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辛勤工作了近三十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他教学态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采取启发式教学法。每讲完一段史实，都要启发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进行讨论。他总是告诫学生：“我们不采取先生讲、学生听、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我们要通过历史课的学习，了解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并从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才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上课之余徐绪典先生还花费不少精力，热情指导研究生。他的许多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大学任教，其中一些人作出了突出成绩，每念及此，他们都不忘自己这位可敬恩师的教诲。
　　徐绪典先生还以极大的热情指导外国进修教师，美国尤金大学（Uge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Ashrik来华进修中国历史，先生对其进行精心指导，不厌其烦地答疑解难，使Ashrik感到一年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收获很大。1987年，徐绪典先生应美国文化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和到哈佛大学参加学术讨论会时，Ashrik还特意将他接到尤金大学讲课，受到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黄冕堂先生功底深厚、学风笃实，在广博基础上求精求新，鄙薄浮华和猎奇。他为人谦和，奖掖后进，埋头苦干，为人师表，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长期讲授本科生的基础课。黄冕堂先生从1978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特别是从1983年至1988年的连续六年间，他每学期同时指导的研究生至少有四名，最多时达到八名。由于黄冕堂先生教学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数十年如一日，多次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教师，1983年被评为省优秀教师。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给学生编书、送书，是黄冕堂先生教学生涯的一个独特的亮点。在众多的藏书中，他最珍视一本192页的《宋元明清史自学辅导书》，这是他为了方便历史系学生课余学习精心编制的。因为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学生们反映说：“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课堂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迫切希望教授、老师给我们多写些像黄老师那样的辅导书。”给学生送书，黄冕堂先生是十分慷慨大方的。当自己的专著出版后，都要买下一些，不管他的学生是在天南地北还是近在咫尺，都要寄送他们，如果在书店看到对他的哪个学生非常有用的书，不管这个学生是在校内或校外工作，也不管部头多大，价格多高，也都买下分送给他们。先生一生酷爱藏书，不仅满足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慷慨允诺老师、学生借读查阅。一位学生曾回忆说：“以前我经常麻烦老师，特别有两次我向老师借书，我本来要自己去拿，可每次都是老师给我送过来。”先生对后学的奖掖，传为美谈。
　　郑佩欣先生在高校执教三十余年，先后讲授过“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历史文选”、“写作实习”等课程。近几年，重点从事培养指导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的工作，陆续培养出20余人，其中一些人已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先生儒雅大度，待人宽厚，师德高尚，乐为人梯，工作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教书育人，一丝不苟，对后学严格要求，循循善诱，是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受到人们的敬重。
　　郑佩欣先生诲人不倦，乐于给学生以指导，看到学生的成果亦为之高兴。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告诫学生要甘于寂寞，潜心学术，不要为世风所污染。他言传身教，无私奉献，门下弟子或为学术名家，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子，可谓桃李遍天下。郑佩欣先生退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后辈的学习和成长。就在其去世前八个月，他还接受了山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采访。患病中的郑佩欣先生，侃侃而谈，向学生介绍山大历史系的过去，鼓励新一代的学生们努力学习。
　　198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招收学位制度建立后的首批硕士研究生，录取了王育济（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山东省史学会会长，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肇翔（现为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古籍整理专家）、陈尚胜（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刚（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克辉（现为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于化民（现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七人。而直到1984年才招收了首批博士生，包括傅克辉（现为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谭世保（即谭世宝，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澳门理工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齐勇锋（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刚（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五人。王仲荦先生为这批博士研究生的导师。1987年12月，五人顺利通过答辩，成为山东大学首批历史学博士。
　　1996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组建成为历史文化学院，2000年考古专业被审批为博士点；2003年学院连续取得了专门史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覆盖了当时历史学所有8个二级学科，即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与博物馆学、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2007年，专门史中的中外关系史由国务院学位办单独审批为博士点。与此同时，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点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共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与博物馆学、专门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中外关系史、档案管理学和文化产业管理学等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档案管理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授管理学的硕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通过的文化产业管理学硕士点是全国第一个本专业的硕士点。201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山东大学新增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学科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与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