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满族正红旗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他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1930～1937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1930年7月，老舍第一次应齐鲁大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的聘请来到济南，担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负责讲授《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世界文艺名著》等课程。
　　在此期间，老舍先生还主持和编辑了《齐大月刊》。《齐大月刊》是由齐鲁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合办的一个综合性刊物，除刊登学术论文外，也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和一些反映学校动态、校际往来等内容的消息报道。编辑部由文、理、医三学院各派两名教师和两名学生任编辑委员，老舍先生就是文学院选派的两名教师之一，并被选派为编辑部主任，主持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齐大月刊》创刊号在当年10月10日正式出版，为大32开本，90余页，老舍为创刊号撰写了《编辑部的一两句》和《发刊词》，阐明了该刊的创办背景和内容及办刊宗旨。《齐大月刊》自1930年10月10日创刊，至1932年6月休刊，共出版了两卷，每卷8期。
　　老舍为何不就近在北京找个大学任教，而要舍近求远，离开老母和北京，远来济南呢？原来老舍到齐大之年，正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成立之时。研究所的建立，也是齐鲁怪杰栾调甫多年想培养高级国学研究人才的夙愿，他在物色研究人员时，特地提出一个由名家、学者组成的名单，老舍先生就在这个名单中。于是，时任齐大校长的林济青先生，按照栾调甫先生的提议，去北京延揽了六位专家学者，老舍便是其中之一。在济南这座温和朴实的古城里，老舍和普通的教员、记者、车夫、厨子、说唱艺人、民间拳师为友，汲取民间养分，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以及散文《趵突泉》、《济南的冬天》等，并翻译发表了大量外国文学。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激起他的愤恨，于是便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1934年秋，去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老舍先被聘为中国文学系讲师，一年之后，于1935年暑假被改聘为中文系教授，直至1936年暑假辞去教职时为止。在山东大学任教的两年间，先生曾先后为学生讲授了《小说作法》、《文艺批评》、《高级作文》、《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欧洲通史》等六门课程。课余继续小说的创作，《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都是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在此期间，老舍结识了当时聚集在青岛的许多文朋诗友。1935年，老舍与洪深、王统照、臧克家等朋友一起发起在《青岛民报》附出《避暑录话》周刊，题名语意双关，一是避时令之暑，二是避“当局”之“暑”，所刊诗文俱出名家，不但文字生动活泼，常有精美之作，而且立意精到，令读者刮目相看，于是在青岛一纸风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山东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完成于1936年夏，发表于同年9月至翌年10月的《宇宙风》，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1943年后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捷克文，是老舍的代表作。
　　1937年8月13日，老舍再次应齐鲁大学之聘来到济南，拟执教国文系的两门课。对老舍第二次到齐大后的情形，老舍先生夫人胡絜青曾作过如下的描述：1937年8月中旬，二女舒雨出生才十几天，我们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老舍应聘重回齐鲁大学任教。这是“卢沟桥事变”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整个济南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齐大虽说开了学，可是很难正正经经地上课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老舍辞行，有的南下流亡，有的退学回家；学院预备南迁，教员们也日少一日，纷纷携家带眷去投奔乡下的亲朋。偌大的一座校园里，花木仍旧，却失去了往日的歌声笑语，空空荡荡，笼罩在一片国难当头的阴云下。
　　在人们逃亡奔波期间，老舍一方面给各家报刊写些短文，宣传抗战；另一方面阅读各种传记及小说，并摘录一些名人佳句来鞭策自己。同时，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和济南市地下组织所发起和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比如1937年老舍的好友沈旭先生等在济南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筹备成立“山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时，老舍曾参加了在大明湖附近的山东教育馆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并在这次会上发了言，强调要团结，并且要真正的团结。对此，老舍的另一位好友方殷先生在《痛怀老舍》一文中也回忆道：“‘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第一次开会时，老舍是第一个到场的。他谦虚地坐在会场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在签到簿上签的名字是蝇头大的小字，字工整极了，不像一些‘大人物’那样张牙舞爪地大笔一挥，恨不得把自己的大名占满一张纸。”
　　老舍二次执教齐鲁大学的时间很短，1937年11月15日傍晚，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济南泺口的黄河铁桥，老舍终于下定了决心，告别了齐鲁大学，向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奔去了。
　　讲坛上，老舍是从容的，讲起课来或严丝合缝，或妙语连珠，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气氛。幽默是他的风格，但并不滥用，恰当地区分了作家和教授在气质上的异同。对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讲课时的情形，老舍先生当年在齐鲁大学的学生张昆河先生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老舍先生讲课，是坐着的。后来知道，他有腿病。但讲着讲着，兴致上来，便也站起来。讲得逸兴遄飞时，常有妙语脱出，冷不丁袭来，引得哄堂大笑，但先生自己可不笑，始终板着脸，一本正经。先生讲课并不看讲义，也很少手势，而能挥洒自如、纵横跌宕。虽然是浓重的北京口音，但经过了淘洗和净化，没有那种京片子的贫、虚、俗，没有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例子多是外国的，课却轻松动听，并不涩奥，颇有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味道。先生对当时的军阀统治是不满的。课堂上亦有言涉政之辞。但多是反语、冷箭，含沙射影，藏而不露。
　　对学生的作业和作品，他特别认真地批阅，从结构、段落到标点符号，绝不敷衍，而见微知著，往往要提一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学生们拿到他那温雅的小楷眉批，得到一些与思维和主题有关的指导，怎能不喜悦。
　　老舍一生写了800余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东海巴山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