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英美文学专家、原山东大学校长、民盟山东省委老主委吴富恒先生，1911年3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县的一个教育世家，2001年6月25日在山东济南溘然去世。
　　吴富恒6岁时，祖父去世，父亲生病，家境开始衰落。日渐困窘的生活，使少年吴富恒过早成熟。他在以教书为业的祖父、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产生了矢志教育的人生宏愿；而他自幼所濡染的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以及当时“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所激起的社会变革浪潮，特别是孙中山所倡导的“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的信念，使他很早就产生了朦胧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一个“魂系教育，心忧天下”的人生主旋律，在吴富恒几近一个世纪的恢宏的生命交响中，逐步展开，渐趋鲜明。 　　小学毕业后，在舅父的资助下，吴富恒相继在天津和北京读中学。 1929年高中毕业后，他立志继承父业，献身教育，选报了北平高等师范学院（北师大前身）预科，1931年升入北平师范大学英文系。这成为他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学力根基。1935年，他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担任了北师大附中的英语教师。其间，参加由英国著名学者瑞恰慈教授创办、旨在推广英语教学的“正字学会”。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毕生之缘。
　　抗战开始后，他1937年7月出走天津工商学院附中任教，1938年又辗转至云南昆明瑞云中学，继续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在昆明，他与清华大学教授吴可读等人共同创办了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自己担任教务长兼英语教师。这些经历为他的从教人生锻造了职业素质，积累了工作经验。
　　1940年夏天，他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奖学金，远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跟此时已是哈佛大学教授的瑞恰慈进修语义学和文艺评论，同时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1941年12月获硕士学位，1942年初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学校环境和教师职业。起初仍在昆明英语专科学校任教，翌年应聘至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授。1944年在该校设立英语系，他任系主任，教授，同时承担英国文学和文艺批评等课程的教学，还在社会系开设了一门社会心理学的课程。1948年5月，他受命来到山东济南，负责接管国民党办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该学院被接管后并入在山东潍坊成立的华东大学，吴富恒随之到华东大学任教，并先后任文学院教授、文艺系和文学系主任，还兼任学校文工团团长。1950年冬，华东大学迁址青岛，1951年3月与最早建立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大学。自此之后的40多年里，吴富恒一直都在这所国内外颇负盛名的大学里工作，并在那里谱写了他教育事业上的辉煌篇章。
　　在山东大学，他起初担任文学院长兼外语系主任，1952年撤销院的建制，吴富恒改任教务长。1958年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址济南。1959年吴富恒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66年“文革”开始，吴富恒被迫停止工作。在从山大合校到“文革”前的15年中，吴富恒一方面担任领导职务，一方面直接给学生上课，讲授《文艺学》和《英国文学名著选读》。1951年，他还在当时的华岗校长的支持下，创办了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刊物《文史哲》。之后，他协助校长成仿吾恢复了1957年被停办的外文系。1963年，他积极倡议成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美国文学研究室。这是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研究美国文学的学术机构。他不但是位教育家、英美文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诗论家。他对诗歌写作特别是诗歌翻译颇有研究，为此还出版了《译诗琐言》和《诗与真实》两本书。
　　“文革”后的1978年，年近古稀的吴富恒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任校党委副书记，直至1984年离开校长职位退居二线，担任学校顾问，并继续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教授工作。这6年间，白发壮心的吴富恒校长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协同上下，奔走四方，着重狠抓了思想解放、师资培养、科研队伍、学校规模、学术机制、教学质量、内外交流等基础性工作，使山东大学恢复了秩序步入了正规，在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吴富恒先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干教育的，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我的理想。”他一生痴迷于、执着于教育事业的事例很多，比如，1948年9月，吴老随军进入济南，参加接管山东师范学院的工作。这个期间，时任济南市市长的谷牧同志要他担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负责济南市政协的日常工作。吴老觉得自己主要的工作还应当是干教育，于是便于50年去了青岛，来到刚刚与华东大学合并成立的新山东大学。这说明在吴老的内心中，献身教育确是他所选择的毕生目标。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在教书育人的领域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乃至国际学界的高度肯定。1977年8月，吴富恒被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3月，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他作为我国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被推举为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还担任过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全国高教学会常务理事等多项社会性学术职务。1982年6月10日，被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成为中国大学校长中第一位得到这一崇高荣誉的学者。 　　吴富恒先生魂系教育，从根本说，其实正是他心忧天下这一知识分子人格情怀的特殊体现。他用献身教育的特定方式表达着、践履着他爱民报国、兼善天下的人生抱负。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年方8岁的吴富恒就夹在游行队伍中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甚至在老师的鼓励下勇敢登台演讲。
　　1941年，吴富恒获得了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面对祖国4万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饱受蹂躏的残酷现实，他毅然放弃了继续深造机会，于1942年初辗转回国，随即马上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了祖国和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伟大斗争中。
　　在昆明任教期间，他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反独裁、反腐败的民主运动先驱人物意气相投，过从甚密。1944年，他参加了民主组织——民社，在楚图南、闻一多、周新民、才树声等前辈民主人士的带领下，积极讨论国事，潜心研究政治。他和在昆明几所高校的19位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请其劝说国民党顺从民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1946年4月，经吴晗、周新民介绍，吴富恒加入民盟，积极参加民盟的各种活动。同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杀害的惨案，吴富恒悲痛万分，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此时，整个昆明都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民盟已不能公开活动。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1947年1月，吴富恒离开昆明，到达上海。
　　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华岗的介绍下，同年3月吴富恒来到山东烟台，本是准备到设址于临沂的山东大学任教，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鲁南，他便留在烟台“外事办”工作。在中共胶东行署特派员姚仲明的安排和领导下，他担任了当时解放区惟一的英文报纸《芝罘新闻》的副主编。不久，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他与新婚妻子陆凡一起，随“外事办”转移到乳山县一个海边小村。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过上与农民“三同”的新生活，度过了一段艰苦而有意义的难忘日子。吴富恒一直把这段生活看作自己同工农相结合，转变思想锻炼人生，做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经历。
　　由于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成绩显著，1955年，吴富恒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吴富恒担任民盟山东省委主要领导那些年，应该是他将“魂系教育、心忧天下”这一人生主旋律演绎得最为充分而饱满的生命阶段。
　　吴富恒曾当过民盟省委三届副主委，两届主委，1997年后担任民盟省委名誉主委。在长期担任民盟山东省委领导的过程中，他将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搞好参政议政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曾说自己“自参加民盟以来，想得最多的始终还是教育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民盟做了一些事情，也大都与发展教育这个题目有着不解之缘”。
　　他在民盟所做的事情中，首先应该是关注和推动教育的改革发展问题。1984年下半年，党中央向有关方面征求教育改革方案，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写成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该文后来刊登在民盟中央刊物上。1986年-1987年，全国高教界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过热”现象。一些学校不顾经济条件和师资力量盲目扩充，片面追求高层次，大而全。对此，吴富恒不失时机在全国政协、省政协会议上呼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议在省辖市或条件适合的县级市兴办职业学院（相当于国外的社区学院、初级学院），为地区经济发展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当地人才。吴富恒的这一倡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这一建议还发表在国家教委主办的《高等学校学报》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吴富恒先生较早地敏感到了在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新道德建设这一命题。他把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思考集中表述在《社会主义时期新道德建设的框架构想》一文中。文章深入论述了道德建设的功能性、阶段性、层次性等特征，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通过知识传输，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更要通过教育育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社会主义新人。文章最后提出了“无数这类社会主义新人的涌现，则是我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根本保障”的鲜明观点。吴富恒还在《群言》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人民》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性。吴富恒的新道德建设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作为大学校长和人文学者，吴富恒对文化建设的问题尤为关注。他通过民盟和政协的舞台，提出了许多关于文化教育、文化建设的颇有影响的提案和建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建设山东省文化先进省的建议。他认为，山东是闻名全国的经济大省，同时山东又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省份。但长期以来，山东的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比较突出。所以，他在1995年10月省委召开的党派负责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山东应该在文化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建成文化先进省”，并在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从“九五”开始，在山东建设文化先进省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反响热烈。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专门做了“吴老的建议很有见地，请尽量采纳”的批示。省政府编发的《强省战略——山东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一书（1997年3月出版）第3编“世纪之交山东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吸收了吴老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确立文化先进省目标，强化教育的基础地位”这一概念。
　　全力推行和实践自己所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极力倡导和亲自推动社会办学，是吴富恒演绎其“魂系教育，心忧天下”这一人生主旋律的华彩乐章。吴富恒1984年从教育一线退下来之后，很快将社会办学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中，意在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统一。他认为，搞好社会办学，不仅是为了解决高素质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为广大劳动者开辟一条成才就业的新途径，因而是一种多快好省办教育的好办法。为此，他先后主持实施了省民盟组织与肥城市、寿光市、省建材局等地方和部门的联合办学，创办了山东省职业专修学院、齐鲁职工技术进修学院等多所民办高校，极大地促进了山东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不顾老迈年高，亲自带领民盟的教授们深入县市考察教育，并且还亲临一线，带着感冒未愈的沙哑嗓音，给聚集在操场上的近千名师生上大课。在吴富恒先生率先垂范的带动下，山东各地的民办高校有了较快发展，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大专院校、职业中专、广播电视学校、补习学校以及专业培训、短期培训等多种教育形式，受教育者达数万人。民盟山东省委也因此获得山东统战系统惟一的一块“全省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奖牌。
　　作为教育家的吴富恒，以他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的卓越贡献，同时成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从1950年始，他就一直在人大、政协、民盟等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他曾在解放初担任过民盟济南市支部临时工委主任委员、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也先后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月至1997年9月），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第四、五、六、七届常委、民盟山东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委（在三届三次全会上当选为主委）、民盟山东省委员会第四、五届主委，1997年后任民盟山东省委员会名誉主委。
　　他以他既平易又非凡的人格、品行、才能、功绩、风度，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一致赞誉和褒奖。1985年，英国皇家出版公司将他列入《当代国际功绩卓著名人录》。1987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列入《国际有卓越成就的领导名人录》。1990年美国传记中心将他列入《国际光荣录》。1991年他被列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1991年他被列入中国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当代名人录》。1992年他接受了国家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