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华岗校长来，我倒是并非解放后在山东大学上学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早在1948年，我就读过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部名著了。我已经记不起书是哪里出版的，只记得是竖排的书名，似乎是行草的手写体。至于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当然是近现代革命史的启蒙学习。1947年至1949年，我正在白色恐怖中的青岛，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解放战争和进步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在进行垂死挣扎。现实激发起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虽然那时的志趣，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王亚南、郭大力、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及其著作都是我仰慕和阅读的对象，《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却也是其中之一。我把这些进步书籍的作者同革命连在一起：没有革命的思想，能写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么？华岗的名字只能同革命连在一起。事实也是如此。华岗同志在解放前，一直战斗在党的宣传战线上，是一个忠贞勤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理论家。但是，这位为革命奋斗了多半生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55年却遭受了屈枉之灾，无独有偶地又在青岛进了监狱。说无独有偶，是因为早在1932年9月，华岗同志就因为受党委派去东北任职途经青岛，而被捕入狱，饱受折磨。使人感到悲愤的是，那时华岗同志是因“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捕入监狱的，这一次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进了自己的监狱受审，这样的痛苦实非常人所能忍受。可我们的老校长，却正是在这隔离与关押的逆境中，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涉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学术著作，这是何等惊人的毅力呵！而如果没有一颗革命赤子之心，又哪来这样的毅力！
　　华岗同志的一生，虽然在党的地下斗争中多次担负了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他又始终活跃在文教学术战线上，特别是对于我的母校山东大学来说，他是解放以后第一任校长。那是在1951年春天，原在济南的华东大学，还包括齐鲁大学的一部分，都迁青岛与山大合并，华岗同志出任校长。我当时是华东大学文学系一年级的学生，文学系并入山大中文系，我因为前一段时间，曾在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今昔对比，自然比一般同学有更新鲜的感受。可以说，比起白色恐怖笼罩中的山大校园，这时的“新山大”（指合并后的山大，校刊就用此名）的校园，的确充满了解放的喜悦。当时，正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参军参干，轰轰烈烈，处处显示着那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豪迈气概。这“新山大”有五院十八个系，一派蓬勃发展的生机。除校长华岗外，两位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也都是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家和文学史家。青岛虽偏处东部海岸，但也联接着国内外的大形势，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里，师生们都有进行学习的任务。华校长经常亲自在“六二”广场 （山大校内广场，因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而得名）上大课，讲时事、讲形势，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现在已回忆不起具体内容，只是那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却仍然存在我的脑海。华校长讲话的声音并不高，也不大使用激烈的言词，一派学者风度，尽管他经常只是拿着几张卡片，并无讲稿，却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不只学生爱听，老师们也爱听。在山大他有很高的威信，师生都很爱戴他。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是一个既有革命经历而又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谁都知道，华校长很忙，学生恐怕很少有人去打扰他，我在作学生时期，也并没有去见华校长的愿望。可是，在1952年《文艺报》开展对吕荧先生文艺学教学的批判讨论时，我因是文艺学的课代表，开始想不通，陷入苦闷之中，同班同学郭宏业和我有同感。他向我建议，不如去找华校长陈述意见，我们知道，他平素是很爱护吕先生的。他的宿舍，就是现在不少回忆文章中写到的青岛市龙口路40号的那座小楼，正是在楼下的会客室里，华校长接见了我们。今天想起来，我们当时的鲁莽行动，可能使华校长为难了。但他始终是非常耐心地听着我们的陈述。然后，和蔼地同我们讲了这样的道理，意思是讲课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老师也要经常听取学生对课程的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使我们进步的思想武器。后来听说华校长曾几次劝说吕荧先生，只要做一点自我批评就行了。但吕先生个性倔强，华校长最终也没有说服他。
　　讲到华校长在山东大学的业绩，谁也不能不想到至今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山大学报《文史哲》的创办。那时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似乎还不多。《文史哲》是在华校长倡议下创办的，他兼任社长，我们的很多师长都是编委会的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创办这样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对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文艺理论，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样的刊物，不仅活跃了山东大学的学术研究空气，而且广泛团结了国内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文史哲》写稿。华校长不只发动老师们写稿，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成为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之一。从《文史哲》创刊，到1955年他遭难以前，在总共35期刊物目录上，他发表了近40篇文章，实可说是多产。今天回过头来看，华校长关于《文史哲》的办刊方针，实际上是和他的办学方针一致的，都是要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人才。刊物倡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展各学科的研究。所以，《文史哲》从创刊开始，就由于有正确的方向，而引起全国学术界以至毛泽东同志的瞩目。更加可贵的是，当时党尚未提出在学术上要贯彻和开展“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文史哲》在实际办刊中，就已实行鼓励学术上不同观点和意见相互探讨和争论的宗旨。据我的记忆，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文史哲》就发表了历史学界不少名家的不同看法，而这种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也很自然地培育了青年学子的成长。更何况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也是《文史哲》办刊宗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史哲》创刊3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史哲>培养了我》，曾讲述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文科同学很注意《文史哲》的诞生，我虽然经常阅读师长们的学术论文，却并没想过自己去投稿。但1951年创刊后的第4期，却发表了我一篇题名《典型人物的创造》的文章。不过，这不是我的投稿，而是文艺学课程的一篇作业。”当时讲授文艺学的老师，是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吕荧先生，他在外出开会时布置了这项作业。吕先生看了作业，特别把我找去告诉我说，他觉得我这篇作业写得很认真，也有见解，他已稍作修改，推荐给《文史哲》发表，并说华校长也已看过，也很称赞。我想华校长和吕先生当时所以要发表它，用意在鼓励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它是《文史哲》较早发表的一篇学生的文章。
　　正因如此，《文史哲》成了我学术上的精神支柱。1953年，我毕业来到北京，仍然同《文史哲》保持着联系，经常得到该刊的热情的约稿信。我历来不大安份，总有些与老先生意见相左的看法，但我也总是信赖《文史哲》，我知道，拘泥于权威之见，而不允许有不同看法，那是与华校长倡导的学风不能相容的。所以，我与张政烺先生商讨《水浒》问题的文章——《略谈<水浒>评价问题》，以及同蓝翎合写的与俞平伯先生商榷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都先后在1954年第4期和第9期发表了，从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