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百家争鸣”，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人们总会把“头功”记在战国时期。而把学术思想中各种学说、派别称为“百家”，以示其多，那是来自《汉书·艺文志》的统计：“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以成数言，称为百家”，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20世纪40年代末，我曾笔录过赵纪彬先生与侯外庐先生、杜守素先生等撰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的一些章节，我看到他们所论述的先秦诸子的学说，只不过是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等几家而已。
　　自然，所谓“诸子蓬起”，广泛展开哲学（天道观、认识论）、社会伦理、礼法制度，包括政治主张的各种争论，也是发生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之中。可这诸子蓬起，确曾大大推动了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活跃的文化繁盛的黄金时代。只不过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他们对战国时代“百家”思想的现象，却称之为“百家并鸣之学”。至今在辞书，也包括新《辞海》里，还是查不到“百家争鸣”的话语出处。不过，作为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尽管汉武帝时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立法”，也只是一时的强力压制，实际上魏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儒、道、释的三教之争，绵延不断。到了现代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又迎来了“百家争鸣”新的黄金时代。即使“舶来品”，也出现了“人家（指世界各国）以一二百年发展了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二十年来反映它。”（李何林：《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正是在这缩短的20年中，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革命事业中生根、发芽、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是在这20年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符），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正因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其系统的、完整的阐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与科学的发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50年代初，“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而有着优秀历史传统和“五四”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的思想家，都热切希望在新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上有所作为，适应这种形势和需要，1951年5月《文史哲》创刊了。当时，我们作为学生自然对《文史哲》创刊的背景所知甚少，但当时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确实是名教授云集，特别是文学院，文史方向的专家学者，有不少都是全国知名的，如冯沅君、陆侃如、杨向奎、吴富恒、萧涤非、吕荧、黄云眉、丁山、高亨、王仲荦、高兰、童书业、黄公渚、殷焕先等。山东大学虽偏处渤海一隅的青岛，但在华岗校长和这些名师的影响下，学术空气很浓厚。后来知道，他们多数都是《文史哲》的编委（或称社委）。《文史哲》的创刊，又是华岗教授的倡议。
　　我从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创刊的《文史哲》，当时国内的学术刊物还不多，也记不太清楚别的大学有无这样的校刊。《文史哲》的刊名很响亮，我们当时很引以自豪。据说，华岗校长自任《文史哲》杂志社社长，主编是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华岗校长不只发动山大的文、史、哲、经各学科的老师们写稿，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为《文史哲》写了很多文章。据统计，在1955年他遭诬陷以前，《文史哲》总共35期刊物上发表了他的近40篇文章，广泛涉及文史哲的各个领域，除华岗校长外，只记得早期《文史哲》（1953年前）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童书业先生和当时刚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吴大琨老师。当然，《文史哲》从创刊开始就很注意广泛团结全国学术界知名学者、专家为刊物写稿。
　　华岗校长的办刊思想和他的办学思想是一致的。记不起是1951年还是1952年，曾经有过一次“教学改革”，发动学生给课程提意见，鼓励教学双方相互促进。后来在他主持的鲁迅讲座里，又亲自作了表率和实践。不过，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学生和投稿者，并不真正了解《文史哲》办刊的具体情况，只能就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谈一点感受和认识。
　　《文史哲》一创刊，就鼓励学术上不同观点的探讨和争论，这不仅是在成名的专家、学者中间，而且对于年轻的学子，在学习中有一点新见解，或同师辈学者在某一问题上发表不同看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史哲》都给予发表，以示鼓励和支持。1951年，我还是山大中文系刚上二年级的学生，因教授文艺学的吕荧先生（中文系主任）外出开会需要停讲一段时间，他给同学们留了一份“作业”，即结合着课程学习，研究一下文学典型问题，写一篇心得和体会。自然并不要求大家都写，但我是课代表，理应完成这个作业。何况本来这就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也积累了一些资料。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篇课程作业竟得到吕先生的赞赏和肯定。他告诉我，他已给这篇“作业”加了个题目，送给华岗校长，要在《文史哲》发表。并说，华岗校长已看过，也很称赞。这就是刊登在1954年第4期《文史哲》上我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它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学生的文章。《文史哲》创刊30周年，我写过一篇《〈文史哲〉培养了我》的短文，讲到了这段经历。我认为，“华校长和吕先生当时所以要发表它，用意不过是在鼓励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也是华岗校长和当时《文史哲》编委会办刊宗旨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哪怕是青年学子的一得之见，他们也要在这块学术园地里给以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