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复校后,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指令,设立了训导处。训导处的“实施原则”虽明文规定:“本校训育人员尽力避免表示政治的色彩,不为任何党派谋特别的便利。”但其实质却是国民党在学校设立的情报监视机构。训导长刘次箫即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专员(解放后被镇压),他把持的训导处目的在于控制师生思想,破坏爱国学生运动,这在后来的学运中暴露得最为明显。
广大师生虽然处于训导处的严密控制之下,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美帝国主义者肆意枪杀中国人民、侮辱中国妇女、强占山大校舍、殴打山大学生等罪恶行径,同学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反抗情绪与日俱增。这一时期,一些爱国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山大校园内陆续出现。
各院系的社团,有中文系的“长风社”、“莽原社”,外文系的“奔流社”,工学院的“大冶炉壁报社”、“拓荒社”,农学院的“野草社”,医学院的“医海社”等。跨院系的社团,有“大众音乐团”、“一、一、一音乐团”、“方生剧社”和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等,共约二十多个。学生中的这些社团组织,名义上与自治会、同学会、系会等团体一样,均在训导处的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却有许多与党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们除组织同学们开展一些“合法”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刊。当时,不少社团办有读书会,积极向大家推荐《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进步作品。有的社团还在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在校内秘密办起了交流、传阅进步读物的小型图书馆。有的社团则秘密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各进步社团还办有丰富多彩的壁报,壁报内容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反对学校南迁等。特别是“第三者”和“民主墙”壁报,经常张贴抨击时局的文章,鼓励同学们起来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这一类壁报和刊物,虽不为训导处所承认,也屡遭破坏,但在同学中却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在促使同学们日益觉醒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49年5月4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全校二十几个社团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出版了“五四”联合壁报。这些壁报像一支支接受检阅的文化宣传队伍,长长地排列在山大校园的林荫路旁,显示了广大同学团结战斗、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
在各进步社团中,联系群众最广泛、在校内外影响最深远的要算“大众音乐团”和“方生剧社”。它们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团结青年学生的富有战斗性的组织。参加“大众音乐团”的成员不仅有山大的同学,还有许多校外的中学生,先后共约六百人。他们经常在山大工学院的大教室内练唱,所唱歌曲大型的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等,短小的有《抗日战争歌曲联唱》、《到敌人后方去》、《插秧谣》、《团结就是力量》等。1949年初,为了庆祝收回曾被美军侵占的山大校舍,“大众音乐团”在大学路的小礼堂举办了轰动全市的大团圆晚会,连续演出六个晚上,场场座无虚席。“大众音乐团”举行的这些活动,不仅在启迪同学们心灵、陶冶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同学们借此充分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方生剧社”亦通过自己的演出活动,为唤起广大同学的爱国情感,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剧社刚一成立,就为救济困难同学公演了话剧《岁寒图》。在大团圆晚会上,他们演出的揭露特务暴行的独幕话剧《开锣之前》及一些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活画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激励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斗志。在欢庆青岛解放的大喜日子里,“方生剧社”又与“大众音乐团”联合公演了大型歌剧《王秀鸾》、《赤叶河》,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当时,“方生剧社”的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剧社演出的舞台布景、道具和灯光设备,全部由社员捐钱、捐物,自己动手制作。而且当时处在反动派覆灭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剧社成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同学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团结战斗。在演出中一丝不苟,演出后,亦经常围坐在舞台上进行总结,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因此,这些演出活动,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而且对于演员同学本身的成长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校后,山东大学各进步社团,不仅能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激励着广大同学,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特别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们配合全国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许多社团还积极参加了解放前夕的护校活动,在保护学校的完整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解放前夕的山东大学,被人们誉为青岛的“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