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宣布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奥利弗·E·威廉姆森和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是现代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那么，继科斯和诺斯之后，此次诺奖再次授予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们特地走访了多年来致力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黄少安教授。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主要成果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此次诺奖得主之一的威廉姆森是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构建统一的制度研究范式。黄少安教授介绍说，威廉姆森将制度研究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指内嵌于各种习俗、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度；第二层级指诸如宪政、法律和产权等的正式制度环境；第三层级是指针对各种具体交易形成的治理制度；第四层级是指在上述三个层级下的资源配置制度。威廉姆森强调，应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制度的功能、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并主张从动态视角考察交易成本的变化与制度演变之间的关系。
    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该概念的提出者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森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
    威廉姆森的经济学研究不仅限于新古典范式，而是积极吸收组织心理学、人工智能、法律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制度分析置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中。正是基于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威廉姆森才能够开创出新的经济学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威廉姆森发展了一种崭新的理论，它将公司视为解决理论冲突的结构，威廉姆森的开创性贡献促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里成为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黄少安认为，鉴于威廉姆森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地位，他这次的获奖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巩固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
    威廉姆森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开创了交易成本理论，他被视为科斯定理的再发现者，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得主科斯将交易成本概念一般化，使之成为正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使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成为可通用的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明确宣称是基于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主要致力研究各种交易类型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认为，产权理论主要研究制度环境或博弈规则，而交易成本理论则是研究具体的治理制度或具体博弈的实现。因此，较之于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单元更加微观和具体。
    威廉姆森开创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企业边界、纵向一体化、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等领域。在交易成本视角下，通过将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的结合，威廉姆森促进了组织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样地，通过将法律与经济学的结合，也促进了法经济学的发展。黄少安说，当前，交易成本理论几乎已成为分析组织问题最重要的工具，它为我们准确理解组织的治理功能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任何治理模式都具有优势和劣势。当存在各种不同的交易模式时，交易各方必须选择总成本(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最小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理论主要采用比较制度的分析方法。威廉姆森进一步将这种方法称为离散的结构性分析，它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连续的边际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姆森兴趣广泛、论著丰富、门徒众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著作的被引用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远超过科斯和诺斯，甚至超过凯恩斯。统计资料表明，在2004年，科斯被引用的次数不到300次，诺斯不到400次，威廉姆森则高达800多次。黄少安认为，较高的引用次数也应是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同时认为，威廉姆森的获奖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形式逻辑上还不如新古典体系那样完美和严密，但它对现实的解释力远超过新古典经济学。正如威廉姆森强调的，我们距离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分析范式还有很远距离，经济学家们对于制度分析必须持有多元的态度，这有助于该领域的创新和发展。随着诺斯等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转向，威廉姆森开放的学术态度也预示着今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基础上。如果说科斯和诺斯的获奖表明了主流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接纳，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即标志着制度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这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我们的世界从观念到基本的制度、到具体的组织规则，都在融合、冲突、反思中变化着。当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还会不断的发展和创新，这也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做出科学贡献提供了机会。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授予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有着重要意义，他们的理论也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迪。黄少安表示，此次两位获奖学者都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两人的获奖也再度让政治经济学研究受到重视，今后会有更多学者加大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度与研究兴趣；两位学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法学、哲学等学科对经济学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影响，这也让我们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应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相关研究的状态，黄少安认为，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在经济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最小的，国内学者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及研究主题方面与国外同行都差不多。所以，我们更要有信心在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做出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国内目前也有一些经济学奖，这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着激励作用，但还需要在评奖目的、评奖机制方面加以完善，注重评价体系的科学化，应该奖励那些对基础理论有重大贡献，或对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解释的学术成果。要把媒体追捧度、权力等非学术因素排除，评出真正的科学贡献度。
    中国经济学研究如何实现与国际研究的接轨，黄少安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指出，首先，我们要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方法、工具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既要重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要重视应用研究。其次，一定要寻找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经济科学的发展，当然需要基本概念、基本工具和方法的创新。这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否则，经济学高地上远远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但是，运用工具和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时，要注意遵循经济学的节约原则，不要滥用。在找到有价值问题的前提下，使用“合适”的工具。使用很多复杂工具去研究没有价值的问题，是不符合经济学原则的。再次，中国经济学研究要重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既要重视与国际接轨，又要结合中国实际，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后，国内学者还需要更多以英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加大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