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6月6日，第二、三期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专家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财政研究》主编、博士生导师白景明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尚希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推行绩效预算难点解析”和“积极财政作用—注入确定性”的报告。副校长樊丽明教授、财政学系主任李齐云教授、常世旺出席论坛。
白景明教授主要通过中国和西方欧美国家绩效预算的对比，对我国绩效预算改革特点进行了阐述。他谈到，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行了绩效预算的改革。他说明，西方国家绩效预算考虑的是结果方向，通过投入—产出的角度，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考虑支出的方向。财政不单单是经济学的领域，现在西方国家存在着收支不平衡的现象，这与他们实行福利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福利国家需要不断地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和质量。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针对这个问题，欧洲国家、新西兰等成立了专门的预算支出评价委员会。我国现在的预算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但已经成立了预算协调机构。西方国家把政府规划和预算结合起来，在实行绩效预算之前强调细化管理，资金项目间不允许调剂，但在实行绩效预算后，各个部门有权自己统筹使用资金。基于现在我国财政高度紧张，中国的发展政府起主导作用，投资性支出主要靠政府支出的状况，我国也在积极推进绩效预算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要改善民生就要解决公共服务支出的压力，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就需要再加大投资，这就产生了矛盾。
白景明教授谈到，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税费改革、财政收入改革和医疗改革等都征求民众意见，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关于我国绩效预算改革，白景明教授说明我国改革要三大特点：速度比较快，现在中国很多省级乃至市级都已经开始建立绩效预算机制，探讨绩效评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由中央发动，但是地方主动探讨较多，形成了多种模式，如江苏无锡模式、上海模式、焦作模式等；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开展，发达地区财政收入水平比较高。
在“积极财政作用—注入确定性”报告中，刘尚希教授首先就经济现象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讲解。他认为现在经济学过多地运用了客观实证主义即假设对象不变和可计量，但经济社会现象却恰恰相反，在诸多方面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必须跳出经济学模型的框架，从经济、社会多个层面了解所谓的经济现象。他认为不确定性导致了公共风险的存在，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在于使这种不确定性减小。他介绍了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五个方面：扩大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推进税费改革，实行大幅度的结构性减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扩大消费需求； 调整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他从三个观察视角作了解释：经济视角，属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其作用在于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维护经济稳定；社会视角，属于社会政策，作为社会政策，其作用是调整和改善社会利益结构，维持社会稳定，无论是扩大公共投资，还是扩张公共消费，或减税都涉及到社会利益关系；改革视角，属于促进改革的政策，其作用是促进符合新要求的结构以及体制和机制的形成。综合起来看，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涵盖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性公共政策。如果仅仅从经济视角来理解积极财政政策，就有可能使政策执行变形走样。另外，刘尚希教授从多个角度解释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注入确定性，即对冲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公共风险，防范公共危机。
第一，遏制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扩散。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总是存在，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的扩散会带来公共风险和危机。这可从三个方面观测：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的不确定性，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产业之间的供销关系都变得不确定，导致各种商业活动收缩；二是虚拟经济内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负债、权益关系变得不确定，资产价格不确定，融资、拆借关系不确定，金融活动收缩；三是实体经济和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应主要针对第一种情况的不确定性扩散所带来的公共风险。
第二，抑制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扩散。随着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扩大，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会随之急剧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破产导致的失业增加、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所带来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消费的不确定性。对于没有储蓄，平时消费依靠工资的工薪族而言，一旦失业，生存问题马上就会到来，失去住房、无钱购买食品等这样的消费风险就会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二是失业的不确定性，失业、就业，总是在不断地发生，但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下，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危险；三是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社会的心理秩序被打乱，犯罪率上升、精神性疾病增加、群体性事件增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增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显然，积极财政政策应努力遏制社会运行中的这三种不确定性的扩散，以化解公共风险。
第三，控制改革中的不确定性扩散。对中国而言，改革依然重要，即使在当前形势下，应对危机，离不开改革这种方式本身，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扩大了。一是单靠政策，忽略改革的倾向已经存在；二是改革目标发生偏移的不确定性扩大了，对市场的“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而对政府干预的“好感”大大上升。由此他得出结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扩散导致信心崩溃。其观点如下：危机的发生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而导致不确定性扩大、扩散所致，假如是信息充分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掌握的信息是对称的，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会产生危机；危机是一种公共的宏观形态，是微观领域各种不确定性叠加、累积的结果，传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过剩危机，是实体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信心危机，也是不确定性导致的，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使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社会心理和信心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信息不充分和不确定性相互强化，产生类似链式反应，导致信心崩溃，形成危机。如资产价格暴跌、挤兑银行、抛售股票往往是危机的开始。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他强调政府干预危机重在实施不确定性管理：政府干预的时机选择，当信息不充分、不确定性和信心之间的链式反应未达到危机临界点的情况下，政府提前介入；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排序，在不同的条件下，其排序是不同的，当经济运行状态处于公共风险临界点时，经济政策优先，当经济运行状态处于经济危机临界点时，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行，当经济运行状态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状态时，政府干预应以社会政策优先，经济政策为辅。经济政策重在遏制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扩散，化解公共风险，而不是替代市场，如政府采购、融资担保、创业启动资金、就业技能提升、产品行业信息发布、技术监督标准的完善等。
最后，刘尚希教授谈到：信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抓住了信心就抓住了关键；信心应建立在遏制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扩散基础之上，即化解公共风险；政策措施与制度建设都具有抑制不确定性扩散的作用，前者是短期的，后者是长期的，不可偏废；政府干预力度并非越大越好；因为市场的活力依赖于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学术报告后，樊丽明教授作了总结。她谈到，此次报告主要讲解了经济危机是由不确定性扩散导致的问题，启发我们应从不同视角结合长短期来看待社会经济现象，并尤其强调了改革视角，政府必须进行不确定性管理，针对公共风险，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注入“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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