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11月13日,复旦大学教授、新闻学界大家李良荣教授做客文学院“新杏坛”讲座,在文艺美学报告厅为同学们梳理“中国新闻改革三十年”的过程,就三十年来我国新闻改革取得的成效等问题作深入讲解。
李良荣教授首先以一组数字为论据,向同学们展现了三十年来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效,并以此为切入点将新闻界近三十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叙述了各阶段媒体改革情况。
80年代:媒体功能重新定位。李良荣教授指出:“八十年代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中国的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客观上为新闻传播业功能的重新定位创造了客观条件。”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决策需要信息,在强大的社会需求下,传媒业需要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变。在社会对“信息”需求的冲击下,新闻传播界开展了关于“宣传”与“新闻”的大讨论,继而达成最终共识:媒体的第一功能是传递信息。这是中国新闻界观念的巨大飞跃,中国的媒体从此既有传播知识的功能,又有引领的功能,由此也便有了媒介经济。从1986年起,经济类报纸和经济台纷纷涌现,各媒体在新闻业务上也加大信息量,开始从会议上提炼新闻而不是报导会议的程序,新闻生产力大大释放了出来。对此,李良荣教授评价说,“传媒业是探照灯,照亮世界的最新变化,照亮人们最关注的社会现象,这就是新闻的两大基本要求。”
90年代:媒体性质重新定。“九十年代后,媒体被赋予了双重属性:既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形而下的商品属性。这便为媒体走向市场、发展信息产业提供了理论支持,”李良荣教授指出,在向市场的迈步中,媒体经营要走大众化之路。尽管报纸、电视、广播三大媒体走向市场的表现各不相同,但都是在追求“大众化”。报业的“大众化”在90年代经历了三次浪潮,分别是90年代初期的党报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的晚报热以及90年代末的都市报热。尽管不同报纸形式先后登台亮相,但最终真正为市民生活量身打造的都市报,以其民生的内容、平民的语言贴近市民,并且适应了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的要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什么传媒业在90年代能有新发展?李良荣教授说,这是因为媒体的大众化同样满足了社会的需求。经济的发展为媒体的大众化提供了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城市化,二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媒体这种倡导个性张扬、追求自我目标的“大众化”符合了人们的这种要求。对于整个中国新闻史来说,90年代的大众化为我们弥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大众化”的空缺。
新世纪:媒体结构重新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传媒业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结构调整改革,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报业集团化、广播电视的专业化、“两级电视三级报纸”改革、“三跨”经营,以及编营分离改革。据李良荣教授介绍,自1996年广州报业集团成立后,各地纷纷成立报业集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9家,但我国报业集团缺乏资本运作重组的过程。报业集团成立的目的,在于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扩大市场、构建完整产业链,但我们的报业集团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最近几年,伴随新闻纸价上升、广告量下降等一系列困难的冲击,报业集团面临着新的挑战;广播电视同质化问题突出,处在是选择“小众化”还是回归大众化的尴尬境地;而对于“两级电视、三级报纸”改革、“三跨——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改革、“编营分离”改革,也均存在一定困难,中国媒介发展的未来任重道远。
李良荣教授在总结了传媒业过去3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之后,进而提出未来新闻改革的基本目标:进一步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在落实过程中,我国新闻改革又有两个具体要求:信息的公开、公正、公平和新闻改革的速度、广度、深度。在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时,李良荣教授对媒体的公共性、新闻法制、我国现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电视娱乐化等问题等作了耐心、详细地讲解。其风趣幽默的谈话风格,逻辑严密的论证赢得了在座同学的一致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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