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本分人，做本分学问”
经济学院樊丽明院长：对于这个问题（记者关于学问之道与学术创新的提问），我认为，以“标新立异，自圆其说”作为学问之道，有失偏颇。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解释世界，揭示规律。如果仅为标新，不讲开拓，此行为不足取。当然，如果其研究成果是运用独特的方法得出的独特结论，则值得肯定，因为这里面体现着创造性的劳动。也就是说，如果一名学者仅仅为求新求轰动，而一味研究一些生僻问题，不讲究研究工作的社会价值，其工作结果只能是制造出一堆学术垃圾，污染学术空气。经济学的价值在于理论突破，但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必须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行有和西方国家共通的地方，但也有中国的特色。现实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计问题尤其应该受到关注，这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研究者为“降低成本”而抄袭剽窃，对其个人而言，是一种重复且无效益的劳动，毫无价值；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此类学术不端行为甚至是学术腐败现象，贻害教师，误人子弟，破坏学风。
我曾在南北方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所学习或工作过。通过体验和比较，我个人认为，我们山大的学风严谨扎实，主流是好的。
在学校，学生不仅仅要学方法，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的道理。教师的任务也在于引导学生崇尚科学。学者的形象是靠自己树立的，仅仅依靠宣传炒作来制造学术泡沫，非智人之举。因为，泡沫总会破灭，谎言总会被揭穿。我们应当避免侥幸心理，要讲学术责任，端正治学态度；要讲诚信，树立科学精神。简而言之，将做人和做学问统一起来，做本分人，做本分学问。
(记者王彬 刘宝璋)
“学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外国语学院王守元院长：我个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将原因一股脑地归结到学者的身上，单纯地批评知识分子。学术不端行为尤其是学术腐败，是受到了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官场化，权学交易现象比较严重。有些问题，学校和各院部也是“有心无力”，难以解决，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并采取相关措施，使学风好转一些，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再比如，劣质译著的产生，译者固然难逃其责，但更主要的责任在出版社。出版社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书稿？有没有严格有效的审查制度把关？出版之前有没有找业内专家审校一下？甚至有些出版社，为了赢利，直接卖书号，对出版作平的质量放任不管。
一句话，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问题的根治，离不开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整体好转。
（记者 刘娟 李明慧）
“知识分子应该做到‘四要四不要’”
管理学院赵景华院长：我赞成钟敬文先生的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比如在大学，老师是为人师表的，教师学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风，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一所大学的优良学风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教师的积累并通过他们所指导的学生所传承下来的。“正人先正己”，只有大学教师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品学兼优、健全发展的学生，才能为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做出贡献。
对于一名合格的教师而言，不作假，不剽窃，是他作为学者的最基本要求或者说是其安身立命的道德底线。学校不能容许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讲道义责任的人存在。同时，对学者个人而言，他本身所肩负的更重要的责任是学术创新和发展。因此，我认为，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到“四要四不要”：要开拓创新，不要因循守旧；要严谨扎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尊重版权，不要抄袭剽窃；要团结合作，不要文人相轻。尤其是知名学者，更要从自身做起，既要开拓创新，又要提携后辈，培养年轻人才，为年轻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
学术道德失范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对其规范和整治，也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此，我有以下建议：第一，在学术评价上要改变片面强调量化指标的评价体系，重视学术成果的质量要优于数量；学术奖励要改变急功近利的导向，注重学术成果的原创性。第二，形成良性的学术批评氛围，既要反对阿谀奉承，又要反对恶意挑剔。第三，建立学术成果公示制度，提高学术成果的透明度。第四，建立严格的学术成果审核制度，杜绝低层次研究成果的泛滥。第五，将学术诚信与个人的职称评聘等结合起来，实行一票否决制。第六，将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人调离教学科研岗位。
(记者 王彬 刘宝璋)
“在科学实践中加强科学道德教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梅良模院长：研究生教育虽然更侧重于学术研究，但是，就其本质而言，仍然需要着眼于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创新能力的提高与科学道德的提高是不可分割的。要有所创新，首先要踏踏实实，做到实事求是，要有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换句话说，要创新，人首先要有高尚的科学道德。既然是科学道德教育，那一定要在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培养，空洞的学风教育是无任何作用的。
研究生指导教师既要帮助学生提高开展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还要培养其责任感。创造力、是非判断力和责任感三者是关联的。有比较强的责任感和是非判断力的人一定会有比较强的创造力。研究生，从年龄上讲，已经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成人，有很强的自主能力。所以，指导教师与他们要建立一种师生之外的更为平等的（如朋友）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有益于研究生自觉性的提升。
另外，我还想指出，学校教育不是封闭在真空中的，它受到社会的强力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社会上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以及腐败现象的负面作用力超过了学校的正面教育和引导，这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 薛璐 李静）
“打造一个‘诚信山大’”
物理与微电子学院解士杰院长：现在对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不论是持悲观态度也好，乐观态度也罢，这只是大家的一种看法，其实也没有必要用过多的精力去讨论它。针对学术道德失范，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问题，我觉得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学术诚信体制或学术信任体制。到过美国的学者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美国人的诚信意识很强，当然也包括在学术方面。人一有污点，立刻记录在信用体系中。一个人在学术上一旦有不光彩的行为，不仅影响他本人的学术生涯，而且人格方面也受影响。诚信很重要，我们应该在学术方面打造一个“诚信山大”。学校在爱惜人才的同时，也更应该建立一种严格的学术诚信制度。
目前，至少在我们物理这一块，学术风气很正。我特别强调关键岗位的典范作用，他们必须在学术上树立一身正气。物理学院现在有14个关键岗位，我们对关键岗位老师的年终考核，并不十分注重发表文章的数量。这些老师应该在两个方面多下功夫：第一是学科建设；第二是后备人才的培养。教授们如何引进和挖掘人才，培养年轻队伍，这比多发表几篇文章更重要。
我从1996年开始带博士生，对他们要求都比较严格，一篇文章我要修改4、5遍，认真审核。学生的文章不经过导师的把关，是不允许往外投稿的。我们每个周四，都要进行课题组的学术讨论，把学生集中在一起，每周由一个学生把他的科研工作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来评判，这也属于小范围把关。
（记者 高功敬 张源）
“学术规范化离不开学术批评”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谭好哲院长：加强学术批评对于促进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学科领域中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如果不通过学术批评，这些问题本身就不可能获得解决，学术就很难向前发展。
现在，学术领域中的学术批评，尤其与学术道德相关的学术批评，已有很多。因特网上也有了专门的学术批评网站，还有一些刊物也选登一些学术批评文章，并且多与“学术打假”有关。开辟这样一些天地，我觉得有利于促进学术进步与学术规范。
“学术打假”从最低的要求讲，就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要建立正常的学术秩序，扎扎实实地搞学术研究，让好的学术成果通过学术批评脱颖而出，同时让那些“假冒伪劣”的东西难有立足之地。所以说，建立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机制，对于学术的健康发展肯定是有促进作用的，至少可以保证学术的规范化、正常化运作。当然未必说，通过学术批评就一定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术水准，但最起码可以防止那些低水平的或者说不道德的学术行为在学术领域中蔓延。
这几年在整个学术领域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应该说，很少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好多法规不健全，正常的学术机制建立不起来。比方说，在文学批评领域，大家都知道韩少功和张颐武先生打过一场官司。这个官司看上去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其实不然，它恰恰说明我们的批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学术批评，按理说，它是做判断的。张颐武说韩少功的作品模仿了别人的东西或者抄袭了别人的，他是做出了一种判断。那么按照正常的学术批评机制，韩少功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就应该写文章反驳他，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张颐武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机制。但他没有使用这种机制，而是起诉张，说张是诽谤。虽然韩少功最终胜诉，但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学术批评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记者 薛璐 李静）
“体制的变革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生命科学院曲音波院长：现在，对于我院来讲，在学风方面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但很多苗头还是有的。我想，这和我们的整个体制有关，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考核非常多，包括对老师和学生的考核，而且这些考核大多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当然，这种量化考核能推动大家的工作，让大家有动力和压力来积极地开展工作，这是正面的意义；但同时，它也不符合科学规律。对于有些老师来说，短期内未必能出成果。因为要研究就必须去探索，而探索就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探索的结果很可能是失败的，这也是很正常的。再比如说，在申报一个科研项目之前，研究者必须承诺要有成果，如果不能正常结项，以后就很可能无法继续搞科研，这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所以有些时候，一些人被逼到一定程度，就会勉强凑出一些东西来，甚至不择手段。所以，我认为体制的变革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当然，要杜绝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我想，对于学者自身来讲，是存在着一种道德底线的，要注重道德自律，比如我校《学术道德规范》上的要求，都是最基本的规则。对于学术管理和引导者来说，应该在制度规则的制定方面更合理、科学。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
（记者 高功敬 张源）
“学术评价机制应是开放型的”
法学院刘士国副院长：我认为，对于学术评估，也可以让学生来评价老师。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学生通过平时的学习以及与老师的接触，他们能够对老师的学术水平以及治学态度和学术人格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学术评价在注重科学管理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把握科学与人文的最佳结合点，把握好量化管理的度。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研究成果要注重“有用性”，即对立法、司法、执法有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的学者，书写了不少，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颇有疑问。
另外，我们现在的评价机制，说到底还是“内向型”的，不符合开放型大学的要求。比如说，译文、译著不算作奖励成果，国外发表的论文在国内不受重视，甚至世界名校刊物的论文也不如我们国内或自己学校的刊物受重视。这种做法就显得底气不足，若要创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学，造就在国外有影响的学者，必须改变现行的评价机制。所以，我们建议山东大学今后在评定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时，应将外语交流作为一个必备条件，真正培养外向型的学术骨干。
(记者 王彬 刘宝璋)
“当务之急是改革和完善管理与引导机制”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有德院长：学术界的学风问题，我认为，只要与以下三个方面密切相连：一是学术规则或者学术规范。比如，论文写作和著作出版时，学者个体应遵循的规则；二是体制，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学术管理和引导的客观机制；三是自律问题，指自觉遵守和维护学术规范，这是学者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学术道德。
虽然有多种原因导致目前学术界学风不正，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这里所谓体制方面的原因主要指的是由管理体制和政策导向所引出的问题。比如说，课题、项目管理体制，评奖和与之相关的待遇制度、职称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不利于自由思想和深入的学术研究，致使一些人为完成课题写作，为获奖、评职称而写作，炒作，导致学风上心浮气燥，甚至抄袭剽窃行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管理与引导机制已经成为防止不正之风，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问题的当务之急。
（记者 高功敬 张源）
“‘学术官僚’与学术腐败”
药学院娄红祥院长：你所说的“学术官僚”（记者关于“学术官僚”的产生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以解决学术腐败问题的提问）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高等学校与科研单位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权威与一些学术带头人，他们长期钻研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了解学科发展规律，掌握学科发展动态，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在科技政策制定、科研课题评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在科研管理与引导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学术权威的作用。时间一久，就赋予了学术权威太多的学术之外的权力，长期以来形成了所谓的“学术官僚”。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管理者的管理素质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的管理存在着外行管内行的现象，发挥专家作用有时成了领导推卸责任的借口；另一方面与学术权威自身的素质有关。他们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唯恐别人挑战自己，不是抱着对科学负责的态度处理科学的问题，而是加入太多个人情面的内容，造成学风不正，学术腐败。 一方面加强管理者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提高他们自身对科学研究水平的把握能力；改进目前的评审机制，在科研课题评审、成果评定方面更多采取匿名评审或邀请国外同行专家参与，科研政策的出台和重大科研课题的确定应采用公开招标，社会公式等做法，避免学术方面的不公。另一方面学术权威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个人修养，不仅在学术上是权威，在做人上也要树立榜样。再者，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成立学术仲裁机构，为在学术上遭到不公待遇的学者提供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机会。
（记者 王彬 刘宝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