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不幸的是，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深总结。痛定思痛，应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战争胜败实属必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原是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各国考察。日本还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拥有近30万人。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经过了几代人的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就极其细致，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任要职的人都曾赴华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反之，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则惊慌失措，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在应对方略和调兵遣将等问题上均需奏请，常遇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在战争的每一阶段，李鸿章都将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而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已困于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旧有的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日本虽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此后就开始改革，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正在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即陆续废除。
　　总之，当时中国正值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塌糊涂，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这种状况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战败是必然的。
 

影响中日百年国运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事前没有料到的；日本在战争中完胜，也是欧美各国没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中国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亿3150万两白银赔款，三年还清。清政府从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三次借出本金3亿两白银，才还清这笔战争赔款。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本息差不多10亿两白银赔款，中国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贫穷落后。
　　第二，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的侵略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成为“亚洲巨人”，变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军事工业基础以及教育基础，都是靠甲午战争中攫取的不义之财打下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05年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这个基础，也成为此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企图一举灭亡中国的奠基石。
　　第三，甲午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胃口。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纷纷在中国占领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抢占路矿权利，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名义上保持着独立地位，实际沦为半瓜分的状态。
　　第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远东及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与朝鲜）从此成为欧美、日本等列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第五，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予中国沉重一击，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猛烈地警醒！1894年11月，正是平壤战败和黄海海战失败后，孙中山等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的主张，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此后“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的中心口号。革命和维新两股力量成为甲午以后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甲午以前，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是瞧不起的。但是，1896年，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外，这一年涌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达到8000至1万人。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放下身段，要去看看日本是怎样自强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初也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第六，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使日本忘乎所以，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结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苏联、美国、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日必须以史为鉴

　　回顾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心情并不轻松。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国贫民弱，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又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运转失灵的大国，落后就要挨打，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国家要避免侵略，关键在于自身强大。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正在获得欧美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甚至认可。中国民气的昂扬向上，同仇敌忾，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
　　第三，外交交涉，国际上的折冲樽俎，一切都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
　　第四，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需要尊重。1972年7月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4个政治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正视过去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带给中华民族的极大伤害，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更要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只有确保这一点，中日关系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第五，中国人和国际社会要记住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两万居民死难；1937年12月，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屠杀。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会永远记住这些历史。
　　第六，二战后国际安排应该落实。至今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钓鱼岛问题与甲午战争有密切关系。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确有把握的1895年1月，通过内阁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但却未对外正式公布。日本这种窃取行为掩盖于其甲午战胜之中。其实，说起冲绳县，本是琉球王国，是明清两代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吞并琉球，曾引起清政府强烈不满，交涉经年，直至1888年日本为策划大举侵略中国才主动停止交涉。琉球问题最终也被甲午战争的结局掩盖了。今天所以要重议琉球，是因为琉球主权未定。琉球主权未定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因为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的谈判被甲午战争打乱了；再是由《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形成的对日本领土的规定，这是二战后的国际安排，至今尚未落实。
　　第七，对中日关系抱有谨慎乐观态度。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争端短期内不会解决，但是中日关系大局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从长远看，现在中日之间的困难局面，将只是1972年建交以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个有点苦涩的插曲！
　　总结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反省和检讨，寻求中日正常关系的未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教训，牢记历史教训。中日两国要牢记发展经济的大局，以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中国要居安思危，常存战备之思，牢记甲午惨败教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