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晓明教授从莱维纳斯的“他者”和“他者之思”切入论题。伍晓明教授谈到，我们在与他者的交往中首先必须对他者做出被动的回应，主体从根本上看是被动的，因为主体自始就全然暴露于他者，而伴随这种暴露而来的恰恰是任何可能的伤害和创痛。莱维纳斯将主体性被迫追溯到自我的易受伤害性之上，这是主体的感受性。感受性不只是一种被动接受，它同样意味着一项对所感的回应。不过，我们对感我者所做出的最初回应或原始回应从根本上说仍是被动的，是被他者所动的，因此对他者的应承是不可把握和不可预防的，在对他者直接的应承中，也要承认我对他者负有不可推卸的绝对责任。

　　伍晓明教授从这种在最被动的被动性中对他者做出应承的主体的理解出发，发现了莱维纳斯的思想与孟子的恻隐之心之间的相通，恻隐之心也是根本性的我对他者之伤害和创痛的必然感应。孟子肯定人性善，人皆有四心，而恻隐之心为四心之首，故性本善首先是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即恻隐怵惕之心，是不忍人之心的典型表现。所谓不忍人之心，是不能忍于见到他者受到伤害之心，而这正是因为此心作为能感者、作为感受性。在孺子将入于井的事例中，我与一个无助的他者不期而遇，全无准备而被他者正在遭受的危险抓住，这是因为此心从根本上即是必然暴露于他者而为他者所震创者，援救行动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是感应，是恻隐之心对感到的伤痛采取的直接的回应，因此才能在一开始就被善所抓住。这样看，孟子的恻隐之心与莱维纳斯的对他者的感受性理解似乎做出了应承。

　　在主题讲座的最后，伍晓明教授提出了很多关于孟子与莱维纳斯之间比较研究的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视角。随后蔡祥元副教授对讲座内容作了点评，认为这种比较研究对开拓研究视域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化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最后，伍晓明教授与参加论坛的师生围绕莱维纳斯与孟子及现象学与中国文化展开了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