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国家像奥斯曼帝国及其后继者土耳其共和国一样，文化遗产的问题受到政治如此持续地、系统地关注并影响着。一方面是国家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是文化遗产的外来性，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一矛盾就成为了土耳其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围绕着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在“文明使命”的逻辑之下，这种不匹配导致了对整个遗产问题的限制。尽管如此，为了使文化遗产与政治上的自我认同之间可以有一个更大的重合，新的途径还是被探索出来。到1910年代为止，在伊斯兰考古学的发展和为展示“国家的”（即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兰的）遗产的博物馆学建立的背景下，一个不完全的解决方案被找到了。
　　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主旨给这一复杂进程又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它参与到为“发明”土耳其民族的祖先而对安纳托利亚和近东的文明逐步进行的“绑架”之中。总的来说，从1930年代至今，文化遗产问题在土耳其被三个趋势所主导。在不同的时间、社会环境和管理机构的影响下，针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和文化遗产的塑造，它们都在一种机会主义的潮流之下相互竞争，或者仅仅是相互重叠。在此之上，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即西方对于同样进程的认知在其中起到的重大影响，不仅在学术的层面，而且在更广泛的大众旅游业的层面。
　　随着1980年的军事政变，一系列军事上的转变释放了对于“新奥斯曼和伊斯兰”的幻想，并且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了从1930年代开始发展出的凯末尔模式的替代品。今天的土耳其被两方面所割裂：一方面是西化的但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话语，即土耳其-伊斯兰式的民粹主义对遗产的再定义，另一方面是难以抑制的大众旅游业的增长。在这些趋势与世界文化遗产观念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之下，对此进行清晰地、批判性地评估就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