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专家，1928年10月，生于江苏省淮阴县。曾任山东大学讲师、《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庞朴先生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成就卓著，为当代学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20世纪70年代，庞朴先生提出“火历”说，再现了一种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获得天文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之初，庞朴先生率先发文重新评价孔子儒学的价值意义，开启了新时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先河。80年代，庞朴先生率先发出注重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作为文化热的灵魂人物和领军人物推进了文化研究热潮。90年代，庞朴先生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分为三”说，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密码和精髓；同时期，庞朴先生对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解开了思孟五行说等千古谜团，博得了海内外学者普遍赞誉。

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火历”

　　庞朴先生的学术生涯最早始于山东大学。1952年，山东大学选送庞朴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两年后，庞朴先生毕业回到山东大学。重返山大后，庞朴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始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哲学领域。这本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然而，不料却成为庞朴先生在“文革”中被批判的重要原因。1971年，庞朴先生被下放到了曲阜，并明令禁止不准看书。不看书，这时庞朴先生干什么呢？庞朴先生发现，曲阜的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多。地上没有书可念，那就念这个天书。于是，庞朴先生拿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星空。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庞朴先生的看星星，却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到了“文革”后期，庞朴先生的书给解放了，可以读书了。有一天，庞朴先生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这么一件事：负责天文的官员预测，六月初一将要发生日食。于是，他向国君报告说，六月初一有日食，要准备救日。他还补充说，六月初一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天的日食特别重要，仪式也要特别隆重。当时执政的宰相提出异议，认为没必要那么隆重，只有正月初一的日食才需慎重对待。那位官员说，这个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
　　为什么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以前从没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经过思考，并结合平时的星象观察，庞朴先生发现，原来这是由于里面有两套历法的缘故，在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就是说，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天来临。庞朴先生称这种疏阔的但却固着于生产与生活的纪时法为“火历”。“火历”不仅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也保存着浓厚的风习，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干支古代写法中为何有两个“子”字，等等，也都只能以“火历”来澄清。

揭开传统文化复兴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运动，使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在这种极左思潮的禁锢下，任何想客观看待孔子儒学的主张，都会被斥入尊孔派的队伍，而冠以一顶反动派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整个儒学思想领域变得噤若寒蝉。
　　在“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庞朴先生于1978年8月发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率先对孔子思想展开客观的研究工作。此文的发表，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有学者冒着生命危险给孔子儒学撰文平反。在这篇文章中，庞朴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还给了大家一个真实的孔子，从而将“四人帮”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将孔子一贬再贬，直至成为十恶不赦的头号罪人形象得以揭破。“四人帮”假批孔的真面目被识破和批判后，孔子儒学研究开始走上正常的学术轨道。
　　继《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后，庞朴先生于1980年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评议》一文，在传统文化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文章提出了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争于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十年动乱期间，庞朴先生深刻体会到了斗争哲学的危害，深感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历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由此，庞朴先生认为，社会发展光讲斗争哲学是不行的，在夺取政权推翻旧社会的时候，更多地强调斗争、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建设一个社会，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再片面讲斗争就不行了。这时要讲的恰恰不是斗争而是统一，讲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中庸”。庞朴先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儒学，还儒家中庸之道以本来面目，开辟了传统儒学研究的新局面。
　　1984年，庞朴先生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出版问世。此书从辩证法的角度对儒学进行了崭新的阐释，通过严密的论证和精彩的思辨，庞朴先生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儒学中仁义、礼乐、忠恕、圣智、中庸等基本理论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从崭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还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三”的观念和方法，揭示了儒家学说背后蕴藏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再次震动整个学术界，对国内外儒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推动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与庞朴先生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先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先生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1982年，庞朴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先生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先生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庞朴先生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
　　对庞朴先生在“文化热”中的贡献，著名学者王学典教授评价道：“他的《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的著名演讲，以隐喻的方式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热定位为新的‘五四’运动；他提出的‘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命题，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他在文化热兴起和进行的同时发表的那些评论、讲话和访谈，随时引导和推动者文化热向纵深发展，堪称‘文化热’的灵魂人物。”

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

　　庞朴先生是中华文化研究的大家，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往往能够独辟蹊径获得新解。而在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则莫若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进入90年代后，庞朴先生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2003年，《一分为三论》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庞朴先生认为，人类主观世界里的根本分歧，是在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之间。
　　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圆融”。它理解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例如，在经济工作中有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和“抓而不死，放而不乱”者，便是经济工作中运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的不同情景。
　　中国古书里还说尧舜都有三只眼睛。这第三只眼睛，是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它既看左边的情况，又看右边的情况，然后综合两边的情况，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当前，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改革与稳定、自由和秩序、发展与公正的关系，消除分化，缩小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在庞朴先生看来，说到底，还是一个二分抑或三分的问题，是用斗争哲学，还是用同一来化解对立的问题。“在我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执两用中’。一个中庸的、兼顾各方利益的、采纳各种长处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对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和贡献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献，庞朴先生发现其中有属于思孟五行学说的篇章，便将其整理校注命名为《五行》，并认为马王堆帛书所谓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即荀子《非十二子》中指责的子思、孟轲所造作的五行。庞朴先生此举，使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思孟五行古谜，因之得以迎刃而解，博得了海内外学者普遍赞誉。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再次震惊了学界。这重新点燃了庞朴先生20多年前爬梳马王堆汉墓帛书时的好古之情，于是对荆门郭店竹简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如庞朴先生认为，郭店楚简虽然只有一万三千多字，但是意义却相当重大，它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的学术史空白。孔子只谈“仁”，孟子谈“仁义”，那么怎样从孔子到孟子，孟子是怎样用“义”去补充“仁”的呢?实际上郭店楚简就从内外两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以说，郭店楚简是联系孔子和孟子的一座桥梁。
　　在郭店楚简里面，庞朴先生还发现了有大量带“心”的字，这个现象在以前没有发现，大家也都不知道。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心”的潮流的形成，是为了回答如何从人道到天道的问题。具体讲，郭店楚简里有一篇《心之命处》，这篇里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道始于情”。以前大家一直认为儒家思想认为人心是善的，人情是恶的，现在发现了“道始于情”，如果“情”是恶的话，那么“道”也就是恶的了。所以从“道始于情”看，儒家对“情”应该是肯定的。
　　庞朴先生在上述诸多研究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成为近30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主要倡导者、引领者和推动者。鉴于庞朴先生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2010年9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授予了庞朴先生当前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孔子文化奖”，以表彰他在该领域研究中作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