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党组、党委合一，由华岗任党委书记，崔戎、武杰任副书记，委员较前也有增加，设常委主持党委的日常工作。党委职权扩大了，成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新组建的学校党委认为，要把山大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才能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才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开拓前进。因此，1953年初恢复了因院系调整暂停的上政治大课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由华岗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各系主任为委员。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分组讨论一次。这次学习与过去的时事政策学习有所不同，除制订计划、内容系统、并有制度保证外，更主要的是与解放前大学里政治思想的禁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旧社会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是犯禁的，大家不敢接触这一真理。因此，对这次的学习大家感到很重要、很及时，很快形成了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高潮。

华岗校长博学多才，思维敏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备课认真，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核心，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师生的思想，既做到理论的完整性、透彻性，又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工作的得失、研究的成败等等具有实感的事例，渗透到自己的讲授之中，从而生动具体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战斗性。他的报告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但却能谈吐流畅，具体生动，确实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寓于常见的社会和自然诸种现象之中，感染力大，说服力强，使人听后顿觉耳目一新，心悦诚服。这种大课学习不但深受校内师生的欢迎，而且也引起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大课，校外有关单位的领导、宣传干部、中学教师等等皆接踵而至，使容纳三千多人的广场座无虚席，成为当时青岛市理论学习的盛举。

华岗校长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共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宇宙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宇宙可知论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科学意义，宇宙诸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等十一个专题。自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作了三十五次大报告，每次均在三小时以上，一气呵成。报告的内容整理后刊登在校刊《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有些专题还在《青岛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上转载过。最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辩证唯物论大纲》的书名，在1954年和195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华岗校长对山东大学的一项建树，也是他为新中国的理论战线尽到的一份力量。

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便就报告内容进行分组讨论。每次讨论除了联系社会的革命斗争和自然界的变化外，大家更多地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怎样办好学校等等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当时校刊《新山大》除了详细报道当时的学习情况和交流学习经验的情况外，还发表了教师和干部的学习心得文章约六十余篇。其中冯沅君教授的《更上一层楼》，概括了自己的学习收获。她说：经过初步的辩证唯物论学习，使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尽收眼底，从迹象不清中得到明晰，从庞杂纷纭中理出线索，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乃是治学研究中必须掌握的武器。童第周副校长把自己学习的收获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去，撰写多篇辩证唯物论与生物科学的论文，后以《哲学与生物学》为书名，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广为流传。郭贻诚教授以《学习辩证唯物论，改进教学和科研》为题，总结了自己的学习心得，认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才能畅行无阻，事半功倍。一些行政干部也写出《学习辩证唯物论，把行政工作纳入为教学服务的轨道》等一类的心得体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