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研究公法学纯属“半路出家”，如今却成为国内贯穿两大公法学学科的学术领头人；
他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用一堂堂妙趣横生的讲座向听众传递各类宪法、行政法信息，使人久久难忘；
他已硕果累累，却仍积极关注社会现实，一直走在科研的道路上；
他醉心于公法学世界，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牢固树立哲学思维、政治思维和法治思维，使三者密切联系、水乳交融。思考与研究，已经成为他生活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他，就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杨海坤。
艰难困苦，脱颖而出
杨海坤出生于“人杰地灵”的苏州七里山塘，吴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他聪灵敏锐的品性。196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却因为“文革浩劫”被迫中断读书，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1980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全国各地罗致和选拔社会科学研究优秀人才。杨海坤抓住机会，参加了政治学专业的考试，以出色成绩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录取，后因家庭原因，1981年转入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那一年，杨海坤36岁。人到中年才得以回到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找到了自己钟情的人生坐标。“坎坷的经历使我更珍惜高校科研教学的机会，更自觉认识到高校科研教育的神圣使命。”感慨之余，他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像牛犊跑进了菜园子，贪婪地吸收法学理论知识，分秒必争地攻读各类相关书籍。当时，由于没有住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杨海坤却丝毫不觉。上海的三年苦读，让他尝到了法学研究的甜头，为其日后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1984年，是杨海坤人生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家乡的苏州大学创办了法律系，杨海坤接住了苏州大学向他抛出的“绣球”，毅然离开上海开始了他的苏大之旅。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行政法学尚属一片空白，杨海坤意识到了行政法学的重要性，在给学生讲授这门选修课时就制定了他的“开疆”计划。他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认真细致地开展理论研究。不久，一篇篇专题论文破土而出，成为国内专业刊物的宠儿。
1990年，他出版了《行政法学》(副主编)，1992年连续出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主编)和《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专著)。杨海坤这三部著作，为奠定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初创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提出了著名的“人民政府论”，随后升华为“政府法治论”，在法学界引起良好反映，经过系统总结提炼之后，这一理论成为了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实践指导力的学说，杨海坤本人也被称为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初创者之一。
2010年杨海坤正式加盟山东大学，被特聘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目前，在山东大学法学院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学与研究，指导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论文，并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山东大学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是人文气息浓厚，师生之间充满敦厚、淳朴、友好、热情的氛围，尤其是学生的好学、勤奋、吃苦精神以及对师长的尊重令我非常感动。我每次到山大，除上课外，都要找学生谈话，切磋学问，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真是无话不谈，其乐融融。”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访问照片，左起第六为杨海坤
致力学术，诲人不倦
杨海坤是国内贯通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两大公法学学科的公法学者，这在国内学者中并不多见，而这正是杨海坤的特色。
“法学，尤其是公法学，核心是研究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运行，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中，公法学的地位和功能越来越显著。因此，我个人的研究特点就是牢固树立哲学思维、政治思维和法治思维，使三者密切联系、水乳交融。”
杨海坤从事行政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他笔耕不辍、勤奋治学，先后出版了多部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著作和数百篇行政法学术论文，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法学名家》一书把他列为当代中国十多名行政法学家之一，他早已成为行政法学界公认的一位学术带头人。
杨海坤在行政法学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对宪法基本问题的研究。由他撰写、主编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宪法基本权利新论》以及他与同事合著的《宪法学基本论》等书在我国宪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的《中国走向宪政之路》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政府改革》等论文曾被党校系统作为必读学习资料。
出版的书籍
杨海坤提出的“政府法治论”独具特色，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杨海坤致力于研究如何在实践中走向法治政府，他认为，当前中国行政法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国行政法理论直接催生了中国行政法各项具体制度，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制度相互作用，推动了整个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治道路。”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与他的博士生一起推出了《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理论、制度和道路》一书。
杨海坤始终以法学教学与研究为己任，专注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法学教育事业。1992年，他和他的同事在苏州大学法学院建立了该院第一个行政法学省重点学科，1993年建立了该院第一个法学硕士点，1998年为该院拿下了全国第一个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命名的博士点，也是江苏第一个法学博士点和全国省属高校中第一个法学博士点。
2010年他移师山东大学法学院，在这里继续从事公法学教学与研究。杨海坤特别珍惜来山东大学工作。“山东大学为我创造了很好的学术环境和教学环境，延长了我的学术寿命，让我发挥了学术余热，山东是我的第二故乡。”他所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人数多、质量高，佼佼者甚多。章志远等一大批博士生已经成长为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教授或者在法制实践部门担任要职。他的第三代学术弟子也在茁壮成长中。
杨海坤在东北大学讲学
杨海坤在学术会议上与学生合影
杨海坤一直把面对大众的讲座看作是大学教授服务社会的有效方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出台前后，他就不辞辛苦地在大江南北奔波，做该法的宣传和讲解。以后行政法每一部重要法律或文件出台，他都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马不停蹄地在许多高校和实际部门进行有深度、有实效的讲解。他的讲课特点是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各种宪法信息、行政法信息他都能信手拈来，一堂堂妙趣横生的讲座使听众久久难忘。
杨海坤性格爽朗，言辞直率，他的性格和气质，决定了他对媒体的态度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他不但摒弃了传统文人的遁世心理，而且善于借助媒体扩大自己的心声。“现在，我到了含饴弄孙的年代，需要提倡和实践‘慢生活’，要把学习、休闲、思考和研究等糅合起来，读过去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籍，每天看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各种新闻，用微信、电脑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方式接触新事物、了解新情况。”正如杨海坤所说，永无止境地创造自我让他觉得很有意思。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近年来，杨海坤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公法问题的研究。除了长期研究法治政府建设这个课题之外，他还特别用心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弱势群体权益的公法保护问题以及信访法治化问题等等。2015年，他参与了《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法治百年经纬》的撰写，还出版了《农民权利的公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公法保护》等著作。其中，《农民权利的公法保护》在国家社科项目评审中获得优秀等级，该书还被列为“农家书屋”必读书目。
出版的书籍
杨海坤还被聘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信访法治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年过七十的他仍积极参加国内外许多学术会议，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岁月无情，韶华易逝，我已经到了孔夫子所说的过七十‘不逾矩’的人生阶段，但科研已经成为我后半生的主旋律，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我的志趣已经很难改变，除了科研还是科研。
杨海坤非常欣赏世界级管理学大师熊彼得的一句名言：“如果一门学问，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那这门学问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公法学研究，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公法学者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思考、研究和献言献策。
杨海坤与李瑞环的合影
2006年杨海坤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发言
除了科研外，杨海坤闲暇时间里最喜欢的运动是网球。“说到我的业余兴趣，应该说，兴趣还比较广泛，最主要的还是散步、游览和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体育锻炼是我一生的自觉爱好，我过去喜欢跑步和游泳，但是自本世纪初，一旦学会了打网球，其他锻炼方式就逐渐放弃了。网球运动是一种非常快乐的运动，似乎没有这种运动更适合我了，因此我酷爱这项运动，乐此不疲，择空则玩。”
杨海坤在欧洲旅行所拍的照片
谈及对山大学子的建议，杨海坤这样说：“希望他们能继承前人的成果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我是36岁之后才走上社科之路和高校教学之路的，现在的高校学子比我幸运得多，条件也比我当初的条件优越性多，他们充满朝气，勇于进取，但新一代也有他们的特殊困难，比如社会竞争更加激烈，面临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披荆斩棘、艰辛探索的精神永远需要。我仅以‘学海无涯，志在千里’这句话勉励大家，同时也勉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