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下午，山东大厦一楼长廊里，参加本次大会研究生墙报展览的青年史学家们正在对自己的墙报进行讲解。来自复旦大学的姬凌辉是其中的一员。
整张墙报的设计、编排都由姬凌辉自己完成。“这是第一次以墙报这种形式参加会议，什么都不懂，光是墙报的设计制作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姬凌辉有些无奈。不只是姬凌辉，许多参加研究生墙报活动的青年学者都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研究生墙报现场
研究生墙报是本届大会的创新点之一，为研究生提供了与中外学者甚至历史大咖们交流的机会，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些困难一方面是在墙报内容的选择上，如何用最精练的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述出自己墙报的中心思想，如何排版使得墙报简洁明了，成了摆在所有参会研究生面前的共同难题。姬凌辉坦言，尽管经过多次调整，但自己的墙报依然存在不足，文字内容仍然占据主体、不够简洁。
姬凌辉（左）与参观者交谈
另一个困难就是技术，制作墙报要用到各种制图以及排版软件，但是因为日常研究中基本用不到这些，所以大部分国内研究生对于这些软件很是陌生，制作墙报的过程也因此变得特别艰难。
“尽管墙报的制作过程很艰难，但是这种形式对于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是非常有益的，不仅能够拓宽视野，培养国际思维，还能激发青年学者的求知欲。”姬凌辉说。
姬凌辉的墙报主题是“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这张墙报是对他硕士论文的概括，简要介绍了他对1880-1928年间中国细菌学史的研究。细菌学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中国人对于细菌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必定与政治、经济等大环境分不开。
研究过程中，姬凌辉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要研究细菌学史，必然要对细菌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更要有深厚的历史功底。但两者的结合并不容易，稍不留神研究方向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出现游离于史学主流或医学主流之外的状况。对于这种情况，姬凌辉的应对方法就是，“回到历史的人文性上，明确细菌学只是用来研究那段历史的切入点。”
除了学术层面的困难，还让姬凌辉头疼的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由于细菌学这一切入点太小，能够找到的有用的资料也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是外文资料，这给他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他见到了一位日本学者。这位学者能够自如地在中、日、英三种语言间转换，以应对在场不同国家学者的提问，赢得全场赞叹。这件事让他大为震撼，更加体会到语言的重要性。
“只有当你以参与者的角色去聆听、去辩论的时候，才能了解这些国际顶尖的历史学家在关注什么、思考什么，相应的，就会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从而从不同的角度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参加完几场会议以后，姬凌辉深有感触。
姬凌辉说，自己的研究方向比较边缘化，以后能否坚持下去还是未知。但目前，他想要将自己的研究至少扩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势必要涉及抗日战争中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日语水平提升上去，为研究之路扫除语言障碍。
他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更多、更有趣、更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