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沛然，明真辨理能成一家之言；其人纯诚，治学半生不改赤子初心。在山东大学，有这样一位史学鸿儒，他沉潜学术近四十载，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学术史研究，是我国人文学术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他也时刻牢记党员身份，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在期刊和研究院管理工作中守正创新、闯关夺隘，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就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
王学典，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山东省文史馆馆员。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君子：对共产党员最初的朴素认识
一走进王学典教授的办公室，他办公桌上堆得犹如小山一般的各类书籍便率先映入眼帘——这大概就是他的智慧源泉吧。
七一前夕，已有45年党龄的王学典教授，看到学校757人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甚为羡慕。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就差5年，不然我也可以领到这枚奖章了。”
“人之初，性本善。”当一颗纯净的心灵受到善意的启蒙，这种“善良”便会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少年时期，王学典对党员就有一个看法：“党员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人品好”“正派人”才可以成为共产党人，这是当时王学典对中国共产党最朴素的认识。
萌生这种印象缘于1974年，王学典高中毕业后，村里有一个代购代销点营业员的名额，村支部书记的女儿、大队长的弟弟都在竞争这个位置，而王学典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社员，但因为他有点文名，大家便秉公办事，把这个名额给了王学典。从那时起，王学典对中国共产党员便有了最初的印象——“正人君子”。从村支书身上，从参与决策的各位“贫协委员”身上，他看到了共产党员公正无私的高贵品质。
当时，在乡下有这样一个说法：生产队有三个人是得罪不起的——生产队长、会计、保管。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得罪队长派重活，得罪会计用笔戳，得罪保管扣秤砣。王学典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虽然不是党员，但也是一身正气，从不以权谋私。老百姓选举，队长和保管不知换了多少茬，王学典的父亲却在会计岗位从成立高级社起一直干到实行联产承包制，生产队解散。父亲的以身垂范，耳濡目染，使王学典形成“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的观念。
由于在供销社工作中格外卖力，加上自律甚严，当同龄人还在天马行空放飞思绪时，1976年10月，20岁的王学典已被有关部门推荐为“双突击”——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对象，很快直接被接纳为中共党员。
“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勤学好读的王学典，那时对党员的认识，认为和《论语》《孟子》所提到的“君子”完全相似。后来当他读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完全证实了他当初的认识。刘少奇在此书中大量引经据典，引用《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先贤的经典语句描述共产党员的行为，比如“吾日三省吾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王学典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和传统社会对君子、对士大夫的要求几乎完全一致。
自律、慎独，每天“三省吾身”，王学典总是这样要求自己。上大学后，他时刻牢记党员身份，严格自律，全班90人，四年下来，只有两人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王学典就是其中之一。还在当学生时他就曾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党员。在班里做劳动委员时，他处处吃苦在前，别人不愿干的事情，他总是踊跃担当。大学时期，王学典一直是班上的支部委员，后来任研究生班长兼支部组织委员。
信念：唯物史观是迄今最深刻的历史理论
王学典教授在学校主讲史学理论，他总是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理论做深入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复述、照本宣科。
王学典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旧式书生。他总是联系现实，研究历史与理论。上世纪90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彼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化思潮风头正劲。王学典教授坚持连续四年为学生上《共产党宣言》选修课，他讲课总是结合资本与市场经济和自己的历史专业进行学术探索，用自己坚定的理论、信念引导学生，由于随时联系窗外的社会现实，他的这门选修课对学生触动很大。
苏联解体后，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破产的证明，学界很多人放弃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王学典教授则在《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一书前言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辉煌的证明，苏联解体正是因为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改善民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王学典教授也曾反省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某些缺陷、局限和教条主义倾向。90年代后期，他突然发现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人放弃了，他决定不再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陷和局限，而是正面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在90年代末自由主义思潮的鼎盛期，他逆流而上，除了坚持上《共产党宣言》课，还旗帜鲜明地公开发表了多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的论文。
1998年，王学典教授受邀参加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王学典教授说，北京大学“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李大钊是从这里出发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是从北大出发的”。他在提醒大家应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
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一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备其他所有历史理论不具备的东西，它能使我们看到真相。比如，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跟风，不随大流。
王学典教授不仅不盲从于潮流，他还一直在思考如何引领潮流？他认为，要引领潮流，就要有坚定的思想信念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因此他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旧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的每一页他都翻过，“选集”读得更熟。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王学典看到许多仁人志士，许多马克思主义信徒在民族危亡时刻，能够走出象牙塔，为了伟大的信仰，慷慨赴死，行救国救民的大义，让人的心灵受到洗礼。
7月1日，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王学典教授一直在思考，一个百年大党何以屹立不倒？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文化土壤相冲突不兼容，那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大多数人是正人君子，主流是清正的，是有号召力和人格感召力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遇到过挫折。但是，人民仍然信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一直按照君子的形象来塑造自己，是其中原因之一。这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信念的一个重要文化心理基础。
追求：开辟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
王学典教授时刻保持对学术大势和国家人民精神需求的敏感与把握，注重发掘潜在话题。有人说，王学典做学问总是“独辟蹊径”，的确，他的思考和学术带有自己的个性。
了解王学典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治学严谨、风格独具。他的研究总是与时代和政治挂钩，从现实需求中寻找选题。他认为，学术永远是现实关怀的副产品，永远以某种特定的现实政治为基本背景，是呈现现实思考的一个特殊形式。王学典把现实与学术平衡得如此之好，以致于那些探讨时代问题的论著，让人们感受到的是分享学术的盛宴。
现实问题始终是王学典关注的重心。本科阶段，学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旧式农民战争的遗产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有关。他研究生论文的题目是《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这一选题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思潮有关。他通过翦伯赞研究来呈现对中国史学，对中国社会、中国前途的思考。
王学典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他从研究生阶段起，就开始研究当代中国史学史，先后发表了《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论著。其中，《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一文被美国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全文英译转载。
“关注现实，谈出来的问题就不一样，选题角度和思考的深度也必不一样。”运用独特视角，王学典教授着力从学术史层面发掘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理价值，关注民间社会和下层民众的历史，进行跨学科研究，发表了堪称中国史学“年鉴范式”的《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等一系列文章。
突破传统范式，王学典教授总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史进行整体考察，发表《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以顾颉刚及其弟子，即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中心，脉络清晰地再现了顾颉刚为师、为学的具体情景，告诉人们怎样做学问，怎样为师。
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注重实证研究，创制了融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为一体的新史体，集研究性、资料性于一体，兼有文献学、学术史、思想史等多方面的价值，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大基础工程”。
王学典教授在《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一书中，对如何处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儒学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等，都做了新颖独到的论述。他认为，中国学界的世纪任务就是要煅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此外，他还出版有《20世纪中国历史学》《新史学与新汉学》《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等成果。
不落俗套，王学典教授的研究总是带着反思精神，独树一帜地发表见解。他对“五朵金花”问题的剖析和反思，重温了一段逝去的历史，意在探求今天如何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遗产。反思“文革史学”“九十年代学风”“改革史学”等不畏权威，一针见血，见解独特。重新启用“新汉学”的概念来观察评估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实证派或史料派等，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提供了若干独创性研究成果。
他领衔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抢救了大量濒临消亡的珍贵文献，全书共200册，是有史以来对山东历代典籍最大规模的整理。
为把齐鲁文脉发扬光大，王学典教授直接参与主持了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和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并将一些观点带到大会上进行研讨，在不同文化对话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责任：光大祖传家业
2006年，王学典教授到《文史哲》编辑部做主编后，积极打造侧重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富有人文性、古典性和高端性的杂志风格与特色，《文史哲》杂志从此焕发了新的生机。“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成为这份杂志的不懈追求。
《论语》中说的“政者，正也”，指自身不正何以正人。“自身不正何以正人”，王学典教授一直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他说：“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做单位负责人的原则。我认为这也应是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对自己起码的要求。”
据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平生介绍，王学典教授在做《文史哲》主编之前，已经在《文史哲》发了十几篇文章，甚至有时一年发两篇。但在做了主编后，却没有在《文史哲》上发过一篇文章。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谋私利。
工作中，他率先垂范。儒学高等研究院工作人员刘丽丽说：“在70周年刊庆前夕，王老师要统筹规划，高强度的工作使他多年的腰疼病犯了，但他仍坚持来办公室。尤其是在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文稿推敲时，他都会带领大家字斟句酌，逐句推敲，有时甚至一个标点怎么用，都要经过一番精心的思考，围绕一个表述一讨论就五、六个小时，疼痛难忍时，他就扶着腰站着讲，要么就在地上踱来踱去地讲，在他这种精神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多年来，《文史哲》以学术质量作为立刊之本，办刊中关注超越学科的问题研究和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尝试，强化期刊的思想性和现实关怀，办刊质量越来越高。近年来，《文史哲》标志性的事件有：
——自2008年起，连续举办人文高端论坛。迄今为止，杂志连续举办了九次人文高端论坛，分别就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问题、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问题、秦至清社会形态问题、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问题、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问题、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问题等进行研讨。每次论坛的选题都切中焦点问题、热点问题，颇具影响力。
——2011年，作为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唯一代表获评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期刊奖。
——自2014年起，每年评出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趋势，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十大热点的评选和总书记对学界走向的关注高度一致，与引导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期待高度一致。
——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山东大学时，莅临《文史哲》编辑部，翻阅《文史哲》杂志，希望杂志“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今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王学典教授认为，以总书记的回信为标志，其实预示着山东大学的文科进入了第三次辉煌阶段。王学典教授说：“收到回信，高兴之余，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今后将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王学典教授认为，我们应该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故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艰苦创业的故事、五千年中华文明演化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文史哲》编辑部在2014年创办了《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致力于向海外学者介绍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辐射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文史哲》国际版已出版10期，先后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摘要引文数据库Scopus及欧洲科学基金会创办的ERIH PLUS等海外索引数据库收录，逐渐成为海外学界了解中国大陆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动态的重要窗口。这个成绩的取得与《文史哲》外籍编辑孟巍隆密不可分。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用人方面，王学典教授就是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当年，孟巍隆博士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的专职科研人员，由于没有完成合同上规定的每年发表两篇CSSCI论文的任务，差一点没能留用。2014年，《文史哲》英文版急需一个主持人。中国的古文翻译成现代文都比较难，更何况要翻译成英文。王学典教授慧眼识人，发现孟巍隆博士是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母语又是英语，于是请他来编辑部做了英文编辑，在孟巍隆博士的努力下，英文版在国外广受关注。
使命：致力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王学典教授任执行院长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正是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培深根、铸精魂的人文学术科研机构。
王学典教授为山东大学的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创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2002年，王学典教授主持创建文史哲研究院；2010年，原儒学高等研究院成立；2012年初，王学典受命整合文史哲研究院和原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成新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执行院长。上任之初，王学典就以罕见的气魄，大手笔规划了一系列院立项目，确立了“科研立院、学术兴院”的理念，一心一意、凝心聚力推动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研究。王学典教授说，他的目标是“人人都有项目做，人人都在做项目”。在王学典教授的推动和大力支持下，目前，儒学高等研究院在研的国家、教育部各类科研项目共计6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2项、重大项目20项、重点项目2项。这些项目以特有的战略眼光，瞄准国家发展传统文化事业的关键领域，引起普遍关注和巨大反响。
王学典教授持身中正，兼容并包。他用“儒者”的品格要求自己和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每一个人。王学典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先天带有知行合一的性质，能做到“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人绝对是优秀共产党人。做人和做学问在儒家这里是统一的。
王学典教授希望，院里的每个学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任何人都有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王学典教授是史学理论研究的专家，但他没有任何学科偏见，既不特别为自己的专业谋“特权”，也不歧视、不排斥任何学科、学术流派。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对王学典教授的评价概括为12个字：高屋建瓴、兼容并包、坚持原则。黄玉顺教授说：“对于研究院的每位学者做科研，他都一视同仁地给予大力支持；考虑到各个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学术上他会听取各学科不同的意见建议。在儒学高等研究院他有两种身份：学者和管理者。这两个角色他处理得非常好。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在开展学术活动时，他坚持原则，有自己很鲜明的立场。作为管理者、组织者，他才高识远，高屋建瓴，积极营造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他是一个把别人的学问当学问的人。”这是儒学高等研究院戚良德教授对王学典教授最深刻的印象。戚良德教授是做古代文论研究中“文心雕龙”研究的，是研究龙学的。王学典教授是史学家，研究方向离这个很远。戚良德教授说：“作为领导，他非常支持这个学问的发展。我2004年来研究院后，他说：‘龙学是山大的传统，要发展、传承下去，你来后好好做一下研究，继承我们的龙学。’来了以后，我就感受到，只要我有著作，他都想方设法地支持出版。当时，受到院里的资助和学校的支持，我几乎每年出一本书。像我一样，在研究院，不管哪个学科的学者，只要有成熟的著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就会拿出来讨论，通过后，立即资助出版。他有包容每一位学者的胸怀。只要你真正做学问，他就非常尊重你以及你做的学问。他对所有的学者都一视同仁。”
在王学典教授的带动下，儒学高等研究院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古典学术文化研究机构，也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儒学研究重镇。2017年，儒学高等研究院承办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被誉为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届；2019年，由山东大学牵头的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是第一个国家承认的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019年，尼山世界论坛儒学中心山东大学分中心成立；2021年，国际儒联山东大学研究基地成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山东大学共同设立。
杜维明先生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曾这样评价儒学院的工作：“这次会议让我们领略了山东大学的学术实力和感召力，尤其是承担具体筹备工作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我了解在那么短的时间，有那么多变数，又能够非常淡定地以一种坚定的思想、能够把那样一个复杂、全面的大会召开，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几年儒学高等研究院异军突起，学术界常常不断地听到他的声音。正是该院一批活跃的专家学者为我们打造了这场学术盛宴，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表示敬意和谢意。”这是第一次一位享誉中西的学者在如此高级别的大会上对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实力和科研工作表示肯定。
坚持新文科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就如何充分发挥儒学高等研究院在山大学科高峰计划中的作用，如何构建山大学派等议题，王学典教授有自己的思考：山大人文学科要重建自己的话语权，必须推出自己的标志性人物，像“冯陆高萧”“八大金刚”那样带有标签性、品牌性、独特性的人物，同时打通人文和社科，应有一个共同的旗帜、共同的纲领、共同的标识，共同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学研究为底色，以回答现实问题为追求的“山大学派”。
传承：光大学统与培植学术新人
文脉的传承与创新靠的是人才，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儒学高等研究院就准备把研究生导师聚在一起，就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进行讨论，专题研究、谋划人才培养问题。
“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王学典教授认为这是培养学生的关键。其实“立德树人”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要求，培养人首先要“立德”。
“学术永远是现实关怀的副产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都很小，你把它看得很大，是没有更大的目标，没有更大的关怀所致。”他希望学生一定要有大关怀、大抱负、大志向、大目标、大境界、大格局、大视野，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产生大动力。
他常常叮嘱同学们：做学术研究一定要心中有“我”，要敢于批判和质疑；还给同学们讲“吃苦定量论”，鼓励同学们趁年轻要敢于吃苦，功夫绝不会辜负那些早起晚睡的勤奋人。
“跟着问题读书，走积极读书之路”“必须关注相关学科如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动态”“把学术史置于社会史的脉络中去考察”，这些都是他分享给学生的治学经验。
王学典教授喜欢勤奋、扎实，有创造力、有悟性的学生。谈到他的学生们，他介绍了身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陈峰教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黄广友教授。王学典教授说：“陈峰悟性好，一点就透，能举一反三，写出来的文章让人怦然心动。黄广友勤奋好学、循序渐进，反复打磨，也能写出让人怦然心动的文章。”他认为，这两类学生都是好学生。
在学生们的心中，王学典教授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师。时至今日，陈峰教授和黄广友教授对老师的教诲一直铭记于心。
陈峰教授说：“王老师让学生参与到他主持的科研项目中，特别是与学生合写论文，这是一个深度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使学生真切领会前辈的治学路径，另一方面对自身的不足也有深入认识。这样使学生提高很快，有事半功倍之效。我对王老师最深的印象是他与通常的学院派学者风格不同，具有强烈的经世情怀。”
从硕士到博士，黄广友教授都是王学典教授的学生。黄广友教授说：“在老师众多弟子中，我是属于那种学思不敏、被老师生生‘训练’出来的典型。读书期间，我们既怕见老师又特别希望见老师。若一段时间没怎么用功，就特别怕被老师‘召见’，交谈上几句，老师就能非常准确地判断没有用功；想见老师，就是特别希望多听到老师极富洞见和激情的阔论。当老师发现我们有进步的时候会大加表扬，当老师发现有的学生一段时间没有进步，就想办法了解其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予以指导。老师常教导我们要关注当下社会，他说一个对现实社会漠不关心的人，一定做不出好学问，写不出好文章！高山景行，老师的道德文章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在王学典教授眼里，老师最辉煌的成果是学生、是学术传人，而不是著作和文章。用他的话说：“导师不仅要致力于写文章、出书，更应该重视教书育人，培养出能超越自己的学生。你写一篇文章发表在顶刊上，那个文章不能生出第二篇文章。而学生则有再创造的能力，有传承性。培养出一个好学生，就是开辟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一个导师最大的成果是培养人才。发现和造就人才，是老师最值得骄傲的成果。”
记者手记：四年前，2017年，记者曾跟随光明网、新华社的记者到儒学高等研究院采访过王学典教授，当时的任务是录音。没想到此次一见面，王学典教授便说：“你来过这里。”笔者深切体会到，当一位博学鸿儒以温和的口气与你交谈时，既可聆听振聋发聩的钟磬之音，又可感受温润如玉的谦谦之态。采访中，讲到生动事例，王学典教授有很强的代入感，他的笑容特别诚挚、纯粹。采访完，回到办公室，记者心中窃喜，独自聆听了一节学术大咖的思政大课，在心灵受到启迪的同时，也倍感敬佩。走近儒学大家、走近优秀共产党员，感觉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那种春风化雨般的感觉，于无声处慢慢滋长。真正切身感受到，他是如何用人格魅力，滋养着一位位儒学传人的。
“胸怀天下，把培养高素质年轻人才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样的大师一定会培养出品格高尚、业务精湛的新时代学人，让国学精粹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许多像王学典教授这样的大家领航，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作支撑，山大师生将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上，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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