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明是在五千年农耕文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代村落研究中研究的村落不仅是历史，更是与当下密切相连的一种存在。以村落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基因以及农耕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与时俱在。对中国古代村落发展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村落始终是城乡一体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始终是与城市共存的基本聚落单位，始终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始终是农耕文明基因得以递延的媒介，始终是人们的精神家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则必须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必须是城乡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
谈到中国古代村落研究的当代价值，历史文化学院马新教授如是说。近期，她所著《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马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等。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改革开放40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山东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杰出学者”等。荣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乡村社会史研究，走一条鲜有人走的路
回看马新走上历史学、进而深耕于乡村史的历程，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缘分在牵引。“大学本科选择历史专业本不是我的意愿，我当时想选的是中文系或政治经济学系”，马新坦言道，“选择历史学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但当马新真正步入历史学领域后，她逐渐喜欢上了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我很感谢父母为我做的选择。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马克思曾经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些结论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但都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为自己的学术发展提供广阔的可能性。”马新的历史学研究之旅，由此开始。
硕士研究生时期，马新前往东北师范大学求学，师从著名学者陈连庆先生。在硕士研读期间，陈先生给马新确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汉代小农家庭》。从那时起，开始步入乡村社会史研究领域。硕士毕业后，围绕这一问题，马新在《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反响颇佳，其中《汉代小农家庭略论》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这对于当时刚毕业不久的马新来说，不啻为一种莫大的鼓励；也正是在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之中，马新对于乡村社会史的学术兴趣愈发浓厚。
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乡村是古代农耕文明的基本载体。就史学研究而言，乡村社会应该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史籍虽然丰富，但对乡村社会的记述却很少，更缺乏对乡村的研究。到上世纪80年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仍然是历史研究中冷僻的边缘地带。当时的热门方向先是“五朵金花”的复兴，接着是关于传统文化大讨论，以及制度史研究、宗教史研究，等等。传统的治学之路也多是以城市或王朝官方体系为中心来描述中国社会，诸如王朝兴替、改革变法、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对外战争与交往等等。
“我选择乡村史这个研究方向主要是一种理性选择，当然，这一领域也已成为我的兴趣所在。”马新教授认为，当时的主流研究尽管是学界热点，但往往只解决了知其然的问题，难以知其所以然。乡村社会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主体所在，也是基础所在。放弃了乡村的历史就等于放弃了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从此，她一头迈进乡村社会史研究中，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并陆续产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史学研究，树木与森林同样重要
开始从事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时候，马新教授一直在两汉乡村社会史方面深耕细耘，一直走在学术前沿。1997年，其所著《两汉乡村社会史》出版，得到学界一致好评，有学者评论道：“它正是达到总体史目标的、不折不扣的社会史。从全书结构说，体现了一种正确追求。可以确信，沿本书已经设定的研究取向研究下去，无论是两汉乡村史还是整个中国社会史研究都将被大大地推向深入。”但是，马新教授清醒意识到，史学研究中树木与森林同样重要，不了解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便无法真正把握两汉乡村社会。而当她进一步了解时，却发现难以找到相应的研究论著，这方面既缺少断代研究，也缺少纵向的系统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项亟待填补的空白。
这样，一个两难选择摆在她的面前，如在原地深化相关研究，会较轻松地成为“专家”；若向前后延伸，进行纵向的长时段研究，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而且，成效如何，难以预料。认真思考后，马新教授选择了后者。自己动手，从原始聚落开始，先后研究了文明起源中的城乡分化、村落产生、早期村落发展问题，出版了《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等著作，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
在此基础上，她对自己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考虑。针对当时学界对乡村社会史纵向系统研究的缺乏，她决定进行纵向的长时段研究，进行填补乡村社会史研究的这一重大空白。2004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获准立项后，立即投身其中，从理论构建到资料收集、田野调查，从专题研究到学术讨论，综合推进。结项后，又经过多年的研究与修补打磨，终于在2020年底出版了《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一书。
“这部书前后历时15年之久，中间遇到的问题比预计的不知多出多少”。谈到研究中遇到的困难，马新教授这样说。
对她来说，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突破西方的研究范式，以中国式话语体系进行中国村落发展史的建构。而对这一困难的攻克，也成为了本书的亮点之一。
马新教授在研究中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与人文思辨的传统，打破学科分界，融汇多学科已有成就及研究范式，构建起整体的中国村落发展史。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多元以及各社会阶层、各社会单元、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彼此连通与兼容是西方社会所难以理解的，也是西方学术理论范式所难以解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新教授从整体性出发把握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与价值。有学者评价此书时说：“马新欲开辟的新路是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从中国古代村落发生与发展的独特道路出发，建立起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复杂而多元，是现代西方学术理论范式所难以抵达的，因而‘理解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就此而言，这种从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以整体性视角精心梳理中国村落发展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项目进行过程中，马新教授开始考虑进行中国古代村落发展的系列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研究》等等，并陆续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立项资助。2021年，《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出版；2023年，《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出版，开启了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在进行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系列研究的同时，她由森林再具体到树木，重新解构具体的乡村社会，又对战国秦汉乡村社会构造进行了全新研究，所著《战国秦汉乡村社会构造研究》一书，目前也杀青交付出版社。
谈到未来的研究计划，马新教授说，除了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研究》外，自己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项目《中国乡村社会通史》（6卷本）虽已结项，但距离出版面世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进一步补充、修订，进行深化研究。
严慈并济，是严格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辈
谈到马新教授，她的学生都会用“严慈相济”来形容老师。“严”是在学术上要求严格，“慈”则体现在学术指导中的循循善诱以及生活中的关心和爱护。
在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方面，马新教授特别强调厚基础、强理念，既要求学生进行传统学术考辨的能力训练，又要求他们进行宏大历史背景的构建，为其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她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意识、学术规范的培养，从学生的每一篇作业、每一篇论文抓起，严格要求，绝不含糊。对此，她的博士研究生舒显彩感触很深。她说，自己刚跟导师读博时，导师就要来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先了解她在论文写作方面的情况。在后续的学术指导中，马新教授手把手教给她如何选题、如何进行学术思考、如何培养学术规范。比如，在进行一篇论文摘要的修改时，马新教授提出了舒显彩的不足，让她修改后再次拿给她看，看完后马新教授再对摘要作修改，并详细指出仍然存在的问题。舒显彩说：“老师真的是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在前进。”马新教授还常教导他们，搞学术研究要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寂寞，不要一味追求“显学”、急功近利，要有学术上独立思考的能力。
马新教授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带学生们去外地参加学术活动，她都会带着他们去当地的博物馆转一转，然后对着文物为学生们仔细讲解，这种现场感十足的“授课”方式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在已经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王越的心中，导师马新教授既是严师，也像慈母。“指导我们做学术特别严肃，会特别细致地手把手教我们”，但在生活中，又成了慈祥的长辈，会嘱咐他们一定要吃早饭，每天要拿出一定的时间锻炼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只有玩儿得好，才能学得好……如今，正在读博后的王越有时会自己做饭，打电话问候导师的时候，导师会教给他怎么做饭、营养如何搭配，让王越感觉导师特别像关心自家孩子的家长，“特别特别好”。
熟悉马新教授的同事和学生都知道她平时特别忙，除了教学，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自己喜爱的学术工作中。10月20日，郭沫若历史学奖评奖结果公布的时候，正沉浸在科研中的她并没有关注到，从朋友同事和学生们的祝贺中才得知此事。但获奖带给她的短暂喜悦很快就被平静取代，她说：“获奖只是对我以往研究的肯定，下一步的课题还是要从头再来，与这个奖项已没有什么关系。”转过头，她又回到“故纸堆”中从事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