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这样一批大学生，他们毕业后选择投身新疆建设，在广阔西域书写青春岁月，将自己的青春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为边疆发展和民族团结贡献力量。戈壁，驼群，古道，牧场。千里画廊有胡杨的守卫，盘羊的凝望。在新疆热土的生活并非止步于想象，让他们留下来的是心中诗意的追寻，更是肩上沉稳的担当。
在这些赴疆学子当中有不少山大校友的身影，他们多年扎根新疆，并分别在各自领域创下了不凡业绩，把山大的踏实之风、浩然之气带去西部的广袤天地。其中，校友潘育英、陈柏中的先进事迹被收录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新疆的大学生》（第一辑）。我们在此刊登他们的感人事迹，愿更多年轻学子将梦想融入西部大开发的梦想，融入祖国的梦想，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谱写壮丽的青春乐章。
1958年9月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到新疆。
那时正建设的兰新铁路刚通车到甘肃与新疆交界的尾亚。我们山大分到新疆的13位同学，从黄海之滨的青岛，乘三天三夜火车到兰州，再转车到尾亚小站，已是第五天傍晚时分。只见斜阳下的戈壁滩上，摆开了一座白色帐篷城。那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这些帐篷有铁路工人的，更多的是新疆设在这里的接待站、招工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支边青年，还有逃荒过来的“自流”人员。我们找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接待处，被安排在一座帐篷里过了一夜，第一次尝到了夜宿戈壁半夜被冻醒的滋味。
第二天，我们和四川音乐学院的六七位同学，同乘一辆苏制戛斯敞篷车，用行李卷当座位，又出发了。在哈密、七角井、吐鲁番各宿一夜，第四天才到达乌鲁木齐。尽管一路颠簸，时而烈日当头，时而风沙扑面，但大家心情是新奇而振奋的。记得车过星星峡，我们特地下车，爬上一个黑色山头，向辽阔的地平线，向远处隐隐的群山高呼：“新疆，我们来了！”一种万里戍边、男儿报国的豪情在每个青年学子的胸中鼓荡。特别是亲眼看到了高耸云端的天山雪峰，经过了《西游记》里描绘的烈焰腾腾的火焰山，体验了岑参笔下“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空寂寥阔……我这个江南子弟心头就涌起一种新鲜而浪漫的诗情，觉得能为这块遥远而神奇的土地献出我的青春和热血，也就不虚此生了。车过达坂城，我们第一次吃到了油汪汪的抓饭，至今我还后悔把一块焦黄的羊肉硬给了北方的同学。快到目的地了，四川的同学带头唱起了《我们新疆好地方》等歌曲，歌声伴着我们进入了乌鲁木齐。
但对我个人来说，在热切的期盼中也夹着沉重和不安。在途中，有时为了遮挡烈日风沙，我把衣服蒙在头上昏昏欲睡，思绪就会闪回半个月前那场“反右补课”运动……话还得从1956年春说起，当时《中国青年》发出了团中央《关于推荐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通矢口》，号召全国青年向小说主人公娜斯嘉学习“敢于独立思考”，“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我作为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了“向娜斯嘉学习”的墙报。1957年春，党开始整风，我和一些同学带头学习娜斯嘉，就教育方针、新闻自由、肃反扩大化等问题向党组织提了一些独立思考的意见。不久，“整风”忽然间变成了“反右”，一开始，我们班30名同学就划了4个右派，已超出了指标，我们这些带头鸣放的党团员只批评一下，仍是依靠对象，要求我们立即投入“新的战斗”。想不到1958年8月，临毕业分配前夕，突然开展“反右补课”，逐个审查，逐个过关，结果我班18名党团员竟有13人受到不同程度处分。我和另三位平时较接近、学习较拔尖的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结论是“坚持反动立场”“有一套系统的右派理论”，一律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那些日子，正是晴天霹雳，把我们打懵了；白天检讨不完，夜晚以泪洗面啊！
很快，分配方案下来了，其中有4个新疆名额。我和班上部分同学都毫不犹豫地把“新疆”作为第一志愿。“响应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确是我们这代人真诚的共同心愿，更何况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青年，更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这样，我和颜廷文、秦俊武同学，还有研究生徐文炎被分到了新疆。由于报到在即，我来不及回浙江新昌老家和父母话别，就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一直到“文革”以后，我脑子里才浮现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班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左派，却一个都没有分配到边远的艰苦地区呢？
让我终生感念的，是临行前的晚上，一位同班女同学在校园的小树林边，塞给我一个小包，说是洗漱用具。我和她彼此早有好感，但从未有过谈情说爱的想法。这次她填的第一志愿也是新疆，但被分在济南了。在朦胧的夜色中，她喃喃地说：“把我也分在新疆就好了！”我不敢正面看她，只是轻轻地说：“咱们今后通信吧！”没有更多惜别的话，就分手了。回到宿舍，我发现装牙刷的玻璃管里还有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陈柏中同学，愿你在边疆生根开花，频传捷音！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党和同志的信任。”我心里甜甜的，也酸酸的，忍住泪水，赶紧把小包藏了起来。这位女同学就是楼友勤。4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5年后，她把新生的女儿放在老家父母处，只身调到新疆刚创建的职工业余大学当了一名教师。从此，我俩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养老育幼，苦乐同尝，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都已年逾古稀，鬓发苍苍，合该终老天山了！此是后话。
再说当年，一个叫纪魁生的人事厅青年干部，安排我们在区党校招待所等待再次分配。在这里遇到了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名校分来的同学，才知道195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高校毕业生分到新疆最多的一年。那时真叫“干劲冲天”，短短几天，还组织我们多次到八一钢铁厂拾废铁，回炉重炼。很快中秋节来临，边城却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见证了“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当晚，食堂有自制月饼，我们又买了瓶红酒，聚在一起过中秋。赏雪代替了赏月，这又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一份新鲜和惊喜，冲淡了我们思亲念家的惆怅！
通知下来了，除历史系两位同学分到昌吉、哈密，其余11人都分在乌鲁木齐的高等学校或区级机关。那时的大学生，毕竟是“稀缺资源”啊。我和秦俊武分在自治区文联，老秦到新疆作家协会，我到当时唯一的汉文期刊《天山》。让我去编文学刊物，可以读书写作，可以和作家打交道，这正合我的心愿；我开始安下心来，准备去迎接新的生活。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一篇小说的题名，这里不是指锻炼身体，而是指改造思想；也是对当年知识分子人生的一种概括。
我正是带着“锻炼改造”的决心走进《天山》月刊社的。这个创刊不久的刊物也刚刚经历了一场“反右”风暴的冲击，编辑部刚换了一班人马。以电影《哈森与加米拉》蜚声文坛的作家王玉胡任主编；负责日常编务的是刘家琪，小说散文组有权宽浮、季麦林，他们三位都是随军进疆后转业下来的小有名气的部队作家；通晓维汉两种语言的尤素甫•赫捷耶夫负责兄弟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我被指定处理评论稿件，兼做下厂校对、登记来稿、给读者回信等。“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我那时的自律，所以一切具体的事务我都乐意去做，且做得认真勤恳。当时，在大跃进气氛中，我们经常下基层，依靠工农兵，大写工农兵，就是所谓大放“文艺卫星”，刊物上充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模式化的英雄故事，高八度的新民歌。由于大家目标明确，认识一致，干得十分起劲。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个年代总有一半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到编辑部不满两月，我就被派到阜康天龙钢铁厂劳动。那正是天寒地冻季节，每日清晨，我们头戴皮帽，脚蹬毡靴，皮大衣外还束条腰带，背起钢钎或榔头，全副武装地向天山深处进发；然后两人一组分散到一个个点挖矿石，一挖就是六七个小时，中午在避风处烧开水泡馕吃，直到白日西斜，才踩着积雪步行回来。那年春节就是在工地度过的。慰问团带来了电影，我们就在近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站3个多小时看苏联影片《静静的顿河》，那临时支起的屏幕在寒风中晃动，人像都变形了，我们还是跺着冻僵的双脚，坚持看完。第二年初冬，我又被派到巴里坤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差不多半年，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羊圈牛圈起粪，积肥运肥，跟着队长检查墒情，参加春耕春播，也交了几位农民朋友。我牢记着毛主席老人家“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名言，懂得参加体力劳动，和工农打成一片，是知识分子“改造锻炼”“洗脑换心”的不二法门，所以最重最累的“活”，也不以为苦，只引为荣。至今想来，人这辈子，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确实大有好处，至少可以强身健体，亲近乡野，体验稼穑之艰辛。
值得一说的是，时任文联党组书记的刘肖无和刊物主编王玉胡都很重视兄弟民族文学，明确提出新疆文学工作的重点是繁荣兄弟民族文艺创作，并提高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高度来认识。《天山》把开展多民族文学交流作为己任，每期差不多有一半篇幅译介兄弟民族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优秀作品。我作为评论编辑，对兄弟民族文学作品感到十分新鲜，怀着极大兴趣做了一些评介推荐工作。1959年，我和秦俊武合作，写出了《试论祖农•哈迪尔的戏剧、小说创作》，在《天山》第10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专号发表，很快被权威刊物《文学评论》转载，这是第一次向全国系统介绍维吾尔现代文学奠基者祖农•哈迪尔的创作成就。接着，编辑部以刊物发表的作品为基础，编出了《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我的冬不拉——哈萨克民歌选》两书，指定要我统稿审订，并撰写前言。这两部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老舍先生，读到《新疆兄弟民族小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天山文彩》一文（载1960年第9期《文艺报》），称赞“这样一本小说选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前例的”，并引用“前言”中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这本书在我国多民族文学相互交流上的开创性意义。老舍先生的文章，表现了这位文学大师对新疆民族文学的高度关注和欣赏，对我个人来说，更是终生难忘的鼓励。
可惜这种文学发展的好势头，总是被频繁的政治运动所打断。1960年初，我从农村回来不久，一场政治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文艺界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运动又开始了。先是发下一些供批判的“反面材料”，我一看，就暗暗叫苦。原来里面有巴人的随笔《论人情》、刘树德的中篇小说《归家》。这两篇作品原先我就读过，内心是共鸣的，还向他人表示过赞赏。我意识到自己这个出身不好的小知识分子，似乎从娘胎里就带来了反动思想，要不怎么会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东西一拍即合呢？于是我几乎带着一种“原罪”意识，在会上多次检查。组织上认为我态度好，就算顺利过关了。接下来，要联系新疆实际在刊物上开展大批判，却苦于找不到对象。一位小说编辑记起下放喀什农村的一位老作家，他曾写过两篇反映大跃进使农民不堪负重、酿成灾难的小说，有人性论倾向，只是已退稿了。于是由他写了封信，说刊物决定采用，请立即寄来。结果，这两篇题为《争吵》《火灾》的小说作为反面教材，配上严厉的编者按语和批判文章，在1960年3～4月号《天山》发表出来。开始我觉得用这种诱人上钩的方式，把人批倒批臭，未免与“文学的真诚”不符，但一想到这是对敌斗争，“兵不厌诈”嘛，也就心安理得了。在统一安排下，我也积极撰写了一篇题为《绝望的哀鸣》的文章，上纲上线，狠揭猛批。现在想来，这种没完没了的运动，对我是另一种形式的“锻炼”，我学会痛骂自己，也学会狠批别人，几乎成了一个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正如王蒙在为我的书写的序言中所说：“在一个各种高调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们勉为其难、相信那一切总会有极高明的道理的。我们愿意的是自身有干错万错，而事业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在那个愈来愈“左”、不断折腾的年代，我们以神圣庄严的名义干了多少既违心又伤人的蠢事啊！至今仍让人扼腕长叹！
当然，文艺也和时代一样，总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行的。到了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对各项政策作出全面调整，文艺领域也开始纠正“左”的做法，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广开言路和文路。正是在这种情势下，1962年元月，《天山》改刊为《新疆文学》，刚从北京下放来的常务副主编王谷林亲自执笔为改刊号写了祝词《迎新曲》，提出了“我们的意志只有一个，但趣味却有多种多样”，倡导文学创作题材、方法、风格的多样化。一时间刊物面貌一新，佳作迭出。如艾青的组诗《年轻的城》，铁依甫江的抒情诗《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克里木霍加的爱情诗《天鹅》、《姑娘追》，王蒙的散文《春满吐鲁番》，刘肖无的散文《苹果花开雀舌香》，王玉胡的小说《热依木坎儿匠》，吴连增的小说《司机的妻子》，邓普的中篇小说《老猎人的见证》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我当时负责评论，兼管《新疆好地方》《兄弟民族文学评介》两个专栏，自己也撰写了《战士•诗人•祖国忠诚的儿子——评穆塔里甫的爱国诗篇》、《洪亮吉和他的“万松歌”》、《读两篇好散文》等评论。改刊后短暂的两年，确实是刊物办得最有生气的时期，也是我个人在编辑和写作上最有长进的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了，又一场“文艺整风”开始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场浩劫从文艺界拉开了序幕。新疆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拿《新疆文学》开刀的，一篇篇具有探索性和人情味的作品被打成毒草，一个个为文学呕心沥血的作家在劫难逃。那场噩梦，真是不堪回首……
《新疆文学》1966年6月被勒令停刊。1973年筹备复刊。1974年正式复刊。但真正走上复苏振兴之路，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王玉胡、王谷林这些受迫害最深、刚刚解放的老领导，又领着我们这些也已过了“不惑之年”的老青年，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昭雪冤假错案，重新集结作者队伍，迎来边疆大地第二个文学春天。
不久，王谷林、韩文辉这两位刊物负责人因落实政策，要调回原单位，组织上有意把我和都幸福、郑兴富和刚调来的吴连增提到负责岗位上。1979年，我被任命为副主编。在一次讨论我入党的会上，有人提出我出身不好，“反右”时犯过错误，是否再考验考验，等山东大学撤销处分后再说。这时，温文尔雅的王玉胡一反常态，立即反驳：那要看什么错误，一个青年学生，在党整风时提了意见，正是他敢说真话、诚实坦率的表现，怎么还能成为入党的障碍呢？从20出头到40多岁，考验了20多年，还要考验到什么时候？他急切的口吻，激动的神情，永远铭刻在我心底；我知道，他不只是为我个人说话，而是为重振新疆多民族文学事业着急啊！
80年代初，人们在长期的精神禁锢之后，对文学作品普遍有一种如饥似渴的需求。《新疆文学》也和全国期刊一样，发行量节节攀升，达到5万份上下。编辑部不断有新人补充进来，仅文字编辑就有十六七人。我和几位副主编商量，决定实行两班倒岗位责任制：一班坚守岗位，处理日常编务；一班下去组稿兼体验生活，而编辑对创作有了切身体会，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家，审处作品，和作家交朋友。
那段时间，编辑部经常举办文学笔会、讲习班、征文评奖等活动。刊物上开辟了“新蕾篇”、“边塞新诗”（后改为“新边塞诗”）、“大学生小说园地”等栏目，几乎每期都有数篇新人新作春笋般破土而出。编辑每发现一篇清新可喜的新作，往往会争相传阅，像自己写了篇得意之作一般欣喜。而当作品受到责难以致批判之时，我和几位副主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竭力保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这样，编者和作者之间逐步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支撑的密切关系。到80年代中期，新疆汉语文学界已形成一支老中青三代同堂的作家队伍，除刘肖无、王玉胡、朱定、丁朗、孟驰北、郭基南等老作家仍活跃在文坛外，一批有了生活和创作双重准备的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学的中坚力量。如诗人杨牧、周涛、章德益、石河、东虹、李瑜，小说家艾克拜尔•米吉提、陆天明、唐栋、文乐然、肖陈、赵光鸣、韩天航、董立勃，评论家周政保等等。他们的处女作或初期的代表作，就是在《新疆文学》首先发表，而后逐渐走向全国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新疆，应了“新疆出作家而养不了作家”的批评之辞，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是忘不了滋养过他的土地，忘不了最初耕耘的家园。作为编辑，在这块园地上默默坚守，汗水和心血没有白费，这就足够了。何况一个地方刊物，本来就是一个阶梯、一块跳板，有人从这里超越过去，不正是我们所愿所盼的吗？
我作为主编，主要职责是把握办刊宗旨和终审各类稿件。此外，我还围绕着刊物质量的提高，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推举新人新作，为繁荣新时期多民族文学鼓与呼；二是参与文学思潮、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对“中国西部文学”的积极倡导，以推动我区文学事业的发展。
1978年9月号《新疆文学》上，我和郑兴富合作发表了《诗苑新花迎春开》的综合评论，对刚刚解冻的新疆文坛涌现出来的周涛、杨牧、章德益、易中天等的诗作给予热情推荐和赏析，可以说预示着“新边塞诗”的崛起和繁荣。1979年，哈萨克族青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新疆文学》第3期重点推出，我及时写了《他带着草原芳香踏进文苑》的新作短评，在《文艺报》发表。不久，这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我和雷茂奎教授合写了《别具风采的生活画面》一文，第一次向全国文学界介绍祖尔东•萨比尔这位独具风格的维吾尔小说家。同时，我对王蒙、王玉胡、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朱玛拜等名家的新作也作了一些跟踪研究，文章大都发表在全国报刊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的文章还被译成维文和哈文，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也多少起了点作用。
80年代中期，可谓是新时期文学的鼎盛期。在祖国大西北，一方面受到党中央提出的开发大西部、开发新疆，我国现代化建设重点逐步西移这一战略部署的感召，另一方面，受到作家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审美意识觉醒的推动，创造西部电影、西部音乐、西部文学，一时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记得1984年春，《新疆文学》在五家渠举办的文学讲习班上，一批青年作家提出了改刊的建议。我和编辑部同仁反复讨论，认为改刊不只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对开发西部作文学上的呼应，而且是为了团结和吸引更多作家，更自觉地创造一种以多元融合、特别繁富瑰丽的西部地域文化为背景，以当代开发建设西部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文学群落，从而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占有独特的位置。改刊的动议和方案很快得到自治区文联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批准。1984年底，我参加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由新疆代表倡议，西北各省代表联合举办了西部文学联谊会，很多作家都对“中国西部文学”的建设寄予热切的期望。新华社、《人民日报》以《振兴西部文学正当其时》为题报道了联谊会实况。这样，“中国西部文学”不仅在大西北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学旗号，而且也得到了全国文学界的普遍承认。1985年1月号开始，《新疆文学》改刊为《中国西部文学》，可以说这是刊物历史上第二次大的革新举措。
当然，作为一个刚萌动的地域性文学潮流，一种实验性文学主张，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为了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我们在刊物上开辟了“西部文学论坛”的专栏，就“中国西部文学”提出的背景和意义，西部文学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西部人的文化心理素质，中国西部文学和美国西部文学的异同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热烈讨论。全国著名评论家谢冕、阎纲、顾骧、何西来、雷达、白烨、周政保、肖云儒、谢昌余、王愚等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使相对沉寂的新疆文坛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我个人也写了《对“中国西部文学”和西部精神的几点理解》、《中国西部的绿色交响诗》、《群体追求和个性创造》等文参加讨论。这种自由探讨的气氛，正是贯彻“双百”方针，形成宽松、开放、健康、和谐的创作环境的生动体现。
当然，春天里也有风雨，何况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解放思想也好，刊物革新也好，几乎每一步都会遇到阻力和压力。如果是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那是十分正常的事，问题是“文革”虽已结束，但那种极“左”的思维方式和斗争方式却时时兴风作浪。往往是借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总有人抓住一两篇作品，甚至作品中的一两句话，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罗织罪名，借机整人。如1987年，有人硬说“中国西部文学”的主张是从美国引进的，是“全盘西化”甚至“民族歧视”的产物，甚至扬言要砸烂这个刊物。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那种用政治审判来对待文学问题的做法早已不得人心，不久也就不攻自破了。
时至今日，有人问：你们倡导“中国西部文学”，到底留下了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比起结果来，我们更重视过程，因为探求、试验、开拓、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美丽动人的，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何况，过程和效果，耕耘和收获总是无法分开的；对真诚的探求者，时间老人总是公正的。西部诗歌或曰新边塞诗，不已经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了吗？接着兴起的西部散文、西部小说不也产生了一批有深厚西部精神文化内涵的作品吗？这些创作成果获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和“中国西部文学”的提倡带来的思维的活跃、视野的开阔、进取的精神有关吧？迄今为止，“中国西部文学”仍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一种特定文学现象。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丁帆教授主编的专著《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例。当然，今天的西部作家，对“西部文学”的认知和理解，早已超越了前人，这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1991年我离开了具体的编辑岗位，主要转向新疆作家协会的组织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但我的心已无法离开，刊物的得失升降，我似乎仍担着一份责任，仍牵着我的心。这或许是自作多情，但我知道，我这辈子实际上也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不管成败利钝，我的感情以至我的命运，确实是和这个边疆地区的刊物捆绑在一起了。
每逢我回老家探亲，或在内地遇到老同学，亲友们都会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早早想办法调回来？直到退休后，他们还会问：你们想不想落叶归根，回故乡安度晚年？当然想呀，对自己血脉相连的故土，对度过童年时代的父母之乡，谁都会有一份铭心刻骨的眷恋，梦牵魂萦的思念，更何况我们的家乡是江南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繁华之地：我老伴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市人，我是唐诗之路重镇的绍兴市新昌县人。说实话，不只是想，我们还为调动有过几次“实际运作”……
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的步伐远快于新疆，新疆的大量人才都往内地流，叫做“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那时候，正筹备恢复的浙江省作家协会，还有母校山东大学，都有意调我们回去，山大还发来了商调函。我硬着头皮去找时任文联党组书记的王玉胡提出我的要求，还没等我申述理由，他就断然说：“新疆也正在用人之际，你怎么能离开？只要我在文联一天，你就别想走！”他用这种决绝的态度把我堵了回来。还有退居二线的区文联名誉主席刘肖无，他用现身说法劝导我。他原是北京人，有过多次机会调回去，却一次次放弃了。他赠我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君发苍苍吾更老，心安何处不湖山？”是的，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即家乡。面对前辈把毕生才智献给边疆文学事业的榜样，面对这样坚定而又从容的胸襟气度，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老领导对我的关爱和挽留，是我没有离开新疆的外部原因；但仔细思量，主要还是我内心充满矛盾，下不了一走了之的决心。我记着50多年前“要在边疆生根开花”的叮咛，如今，尽管我开的花并不艳，结的果也不大，但我的根确已牢牢扎在这块土地上了，我青春的记忆，生命的体验，都和这里的父老兄弟、各族同胞紧紧相连了，我怎么能忍心离去呢？
再说，我已把大半辈子的心血献给新疆的文学事业，我的生活习惯，包括气候、饮食也早已适应了，如果再换一个环境，我还能再闯出一片新天地？还能生活得如此安然和自在？我的儿孙已是新疆人了，我和老伴也成了这个家族在新疆的第一代祖先，离开了这里，我怎么能安享晚年的天伦之乐呢？
说来说去，只是一句话：新疆，我已离不开你！新疆，你就是我的故乡！
陈柏中简介：陈柏中，男，1935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5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新疆文联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历任《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主编，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新疆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期刊委员会委员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有编著《新疆兄弟民族文学评论集》（合作，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专著《鉴赏与探讨》（新疆人民出版1989年版）、《融合的高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版）；参与撰稿或编辑的重要图书有《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讲》（特约撰稿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文学大辞典》（特约撰稿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新疆百科全书》（“文化卷’’主编，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小说卷’’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疆文学作品大系》（“长篇小说卷’’主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版）等10多种。
1988年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鉴赏与探讨》1990年获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著作奖。2009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天山文艺奖“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