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学问，这是谭好哲教授非常看重的两件事情。于自己，于学生，都是如此。
2017级博士研究生韩筱蓁跟身边同学一样，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自习室看书。11月份就要博士论文开题了，这个2016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得主、2017届优秀毕业生，总担心自己论文会跑题，正想着最近多找导师聊聊。
学术之外，她一直记着导师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可能对学术没有太多想法，多读书就行了，但是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谭好哲，山东栖霞人。1955年出生，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国家级重点学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今年教师节前夕，谭好哲教授获评山东大学优秀教师以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问渠那得清如许
“老师们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今天在做的。”
自从1982年毕业留校，谭好哲教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已经有36年了。但在他的记忆里，1978年开始的山大求学时光，依然鲜活。在那个时期的山大，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像孙昌熙、狄其骢、曾繁仁、葛本仪、钱曾怡、牟世金、张可礼等等。“他们对学生非常好，学生取得一点进步，他们都像是自己进步了一样开心。还有就是，他们对学术终生不渝。”
谭好哲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参加高考前，他已经于1974年开始在家乡、当时的山东栖霞县杨础公社当了一年半小学老师、两年高中老师。上世纪70年代走过来的人，或许对知识都有格外的渴求，谭好哲就是如此。考入山大中文系后，他慢慢发现并追逐着自己对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的兴趣。1981年夏天，距离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谭好哲正做着报考北京大学胡经之先生研究生的准备，当时的系主任张可礼找到“不是党员、不是班干部、但学习成绩很好”的谭好哲，跟他说：“你喜欢美学，那就留校搞美学吧。”
由此，谭好哲开始了在山大的任教生涯，教学、科研，沿着自己老师们曾经走过的路，一步步缓缓而来。期间，1987年、2001年，谭好哲先后在职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分别受教于狄其骢先生、曾繁仁先生。这两位先生，也是谭好哲教授如今最为念念不忘的。他常常把自己与导师的故事，讲给后来的学生听。
谭好哲的学术之路算是起步较早的。1980年，他参加学校组织的“五四”论文征文比赛，作品《略论“写真实”与“写本质”》获得二等奖的第一名，当时一等奖空缺。这是由狄其骢先生指导的一篇文章。在参与学校征文的同时，谭好哲也把文章投了出去。1982年初，刚留校不久的某一天，狄其骢先生在老文史楼北门遇到他，很高兴地问：“谭好哲你知道吗？你的文章发表了。”原来，狄其骢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了《江汉论坛》杂志刊发的论文要目，由此得知谭好哲的文章被录用了。如今，回忆起当年与老师间的相处细节，谭好哲教授记得很清楚，说到兴起，语气也跟着活跃了很多。
1997年6月，狄其骢先生因病去世，同年8月，谭好哲第一部个人专著《文艺与意识形态》出版。他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本书问世之后，我当焚香以奠，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作为学生，我将努力不已，以更多的学术成果报答先生的培育之恩。”
曾繁仁先生与谭好哲教授的办公室紧挨着，两人一个是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一个是主任，经常就中心发展及学术问题进行交流。今年77岁的曾繁仁先生，目前是生态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经历，可以分为西方美学、审美教育、生态美学的“三部曲”。最为人称奇的是，曾繁仁先生达到学术巅峰的生态美学研究，是在他卸任山东大学校长职务后、年近60岁时转变而来的！谭好哲教授说：“曾老师不断探究、创新、拓展的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自师者的传承，永远在默默间积蓄着深沉而久远的力量。一位好老师，是怎么成为好老师的？一般来说，人们都能从这位老师的老师那里寻到答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句话，说的正是谭好哲教授与他老师这种情况吧。
做“导游”，带学生看最美风景
《大学》《论语》以及德国哲学家非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是谭好哲教授推荐大学生要好好阅读的几本书。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论语》中的话被他几次提到，意在强调做学问先做人，要做好人、“仁”人、有修养的人。
曾有媒体报道谭好哲教授，称在许多学界同仁、作家艺术家眼里，他是“深受齐鲁文化滋养、正直坦诚、儒雅宽厚的典型山东人”。2015级博士研究生杨天奇也说，“老师在上课时会教我们温柔敦厚、老实和善，不能投机取巧。”不同的词汇，相似的内涵，让人对谭好哲教授一直在说的“本”多了些了解。
“当老师，自有他的乐趣。”任教近40年，谭好哲教授说自己从老师这个身份中感受到了“双重的高兴”。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谭老师一直在追求的人生一大乐事。每当看到学生有了成绩，他都感同身受，为之欢喜。而另一方面，谭好哲教授还开心于找到了自己做学问的一方热土。用他的话说，“就像老农民一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好好耕耘。”
在他的理解里，要当好学生的学术引导人，就要学会当“导游”，带学生去看最美的风景。当然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老师自己首先要见过你所在学科、研究领域的最美风景。
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说，“美是难的”。谭好哲教授借用了这句话。他说：“最美风景是一个比喻，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最美的往往也是最难的，是最需要付出努力的，而且付出努力也不一定到达，但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在韩筱蓁看来，自己的导师往往是不经意就“严肃”起来。比如，师生一起坐电梯，谭好哲教授不忘叮嘱几句，“还是应该多读原典，把基础知识学扎实……”看似随意，但韩筱蓁每次都让自己记下、记牢。她很感谢这样的“严肃”。
谭好哲教授如今在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将近30名，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就花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上。他有一个习惯，对于学生的论文至少看三遍——第一遍主要看框架；第二遍主要看观点、看立意；第三遍主要看语言表达、论证逻辑以及学术规范。
一篇博士论文，少说一二十万字，看一遍得用上好多天。但他还是极为耐心地进行着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功课”，“论文是老师指导学生的最后出口，直接关系学生培养质量。”
为了照顾在职读博的学生，谭好哲教授已经连续多年把自己的课安排在周末。虽然已经卸任了行政职务，但他学术方面的兼职、咨询、评价以及教材编写事务依然很多。为了正常给学生上课，他经常“连轴转”，周末下午从外地赶回学校授课、当天晚上再继续出差。如今，他给博士生上的课，常有其他专业、年级的学生来蹭课。
多年学术积淀，谭好哲教授曾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并获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首批齐鲁文化名家等荣誉称号。相比于这些荣誉，他最为珍视的还是学校刚刚颁给他的两个奖——优秀教师、“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他说：“到了我这个岁数，不会再对什么奖高兴的不得了，但还是很开心。当老师是我的本行、职业，这两个奖，让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了真正对得起自己职业的荣誉。”
为生存而学术？为学术而生存？
这是一道选择题。To be or not to be，每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对于学术，谭好哲教授分为两类：为生存而学术，以及，为学术而生存。
总结已有的经历，基本在学校度过，起起伏伏时常有，但没什么大坎儿，学术道路相对平稳，他说：“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尽量给人生做减法，学术上做加法。”
人生做减法，是因为他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对于生活中一些杂事、烦心事，他选择简化处理。但对于学术问题，他就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了。
晚上是谭好哲教授最好的写作时间。他现在养成了一个写文章的习惯，那就是在最好写的时候，放下，第二天再接上思路，继续顺畅地往下写。反而在遇到难题、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会放手，而是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怎么解决？”
他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种常有的情景：已经上床熄灯了，但问题没解决，人睡不着，大脑也还处于思考状态。突然，一些思绪闪过，赶紧开灯、下床，写下只言片语。再上床，还是睡不着，想想想，又想到什么新的东西，抓紧再开灯、下床、写下……
文学院杨建刚副教授自2010年开始任教于山大，与谭好哲教授在学术、生活上都有很频繁的接触。说到谭好哲教授的学术研究，他借用了自己老师的一句话：“视学问为拐杖者，可让你登高望远；视学问为友朋者，可让你受益终生；视学问为己之宗教者，方达至境。”在他看来，“谭老师正在第三重境界，学术已经成为他的信仰。”
在对学生的培养中，谭好哲教授继续着对学术的思考。学术做好了，能带来相应的人生附加值，比如职称、待遇、机会等等，或者是“学而优则仕”，这都不失为成功的路径。但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几年的研究生教育之后，还是需要有人投身学术、把自己的生命附着在学术上。“这需要为学术献身，可能是少数人，但需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事。”
谭好哲教授说，老师一辈的人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狄其骢先生，最主要的还是他做学问的问题意识。“狄先生做学问非常质朴，问题抠得很深，踏踏实实推进学术基本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学术风格影响了谭好哲教授接下来的学术道路。无独有偶，问题意识也是韩筱蓁眼里自己导师的一大特点。她通读了导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有作品，发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谭好哲教授就提出了人文学科建设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看得出来老师问题意识特别强。”
“我这个年纪，应该研究一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过了六十耳顺之年，谭好哲教授更加关注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对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更感兴趣，会集中对学术上的重点问题展开研究。
采访中，谭好哲教授引用了《文心雕龙》第一篇文章《原道》中的一句话：“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他说，学者要有一点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学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业，而是关乎国家、人类。”他又说，“我们不能做那些四平八稳的学术，要显示你的思想锋芒，要体现这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做有筋骨的学问。”
或许正如杨建刚所说，文科学者普遍存在“越老越吃香”的现象。他说，像谭好哲教授这样的学者，并不以退休为学术终点，“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很大，还会干很多事情，正处在自己的学术爆发期。”
年轻人，要给自己20年打拼时间
近期，已逝艾兴院士、赵明义先生的事迹让山大师生深受触动。谭好哲教授对两位先生都很熟悉，感慨于他们对学术的虔诚，却也指出，“很多人只看到他们的风光，却看不到背后的付出，哪有一路快快乐乐、唱着歌跳着舞就能走上人生顶点的！”
他接着说，现在的年轻人，“要给自己20年的打拼时间”。
谭好哲教授自己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基础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艺批评，其中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他是这方面研究的重量级人物。但任何人的学术成绩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上，谭好哲教授用时十多年才收获了较为实质性的成绩。
1982年，他开始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课程，读研期间作为副主编参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此后一直到1997年代表作《文艺与意识形态》出版，历时长达15年。他说：“任何学科、学者都要甘坐冷板凳，不是说一项工作一定要耗时多久，而是不要过多受外界影响，要静下心来，归回学术本身的天地。”
谭好哲教授曾在一部著作的后记中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要培养打阵地战、攻坚战的本领，不能只打游击战。在他看来，学术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法形成关注重点，不能取得重大成果。“‘敌人’就摆在那里，必须要消灭，就要有啃硬骨头的本事。”
9月9日，学生杨天奇结束了博士论文答辩，提前毕业。这个读博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3篇C刊、第二作者身份发表1篇C刊、出版一部专著、曾获2017年校长奖学金的学生，即将奔赴江苏大学任教。他对老师的话一直铭记于心，“做学问要朴实，要有自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要沉下心来慢条斯理地做，不能浮躁……”
记者手记：
杨天奇说，导师是个很质朴的人，穿着如此，说话行事也是如此，连带的同门众多学生也都是这个风格。
采访正逢新生军训期间。从知新楼北面的体育场上，传来学生训练的阵阵喊号声，洋溢着特有的清爽与生机。这边，谭好哲教授正说到学术研究中的攻坚战、阵地战。他一边用手敲着桌子，一边说：“你能走多高、走多远，就与你能啃多少硬骨头有关系……”
在那么一个瞬间，老与新，师与生，沉淀与激昂，跨越时空，有了奇特的交融与呼应，让人就想停下手中的笔，静静感受来自心底的触动与力量。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都值得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