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克明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公派赴美国作为访问学者的，那时候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赴美后，我们都感觉到由于文革的破坏，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为了挽回十年文革给我国科教事业带来的巨大损失，我们都非常用功和刻苦地学习先进的科学理论，掌握实验技巧。克明更是加班加点，他经常自己烧一点饭菜带到实验室，连续不断地工作，有时一个实验要几天几夜不停地做，他就在实验室的椅子上躺一躺。由于超负荷工作，加上他的体质较弱，1982年4月终于病倒了，我们都为他着急，但他却说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就这样，他还继续听课和做实验，接着又去加拿大有关实验室做科学实验。
在美期间，他不仅在业务上关心后来者，而且在生活上，包括宿舍安排都很体贴入微、周到细致。人人都把他作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当别人有困难时，他都及时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真是具有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高尚风格。在美期间我们朝夕相处，他对我的帮助和关心，也使其成为我亲密、可信赖的兄长。
回国后，他奋力将国外学到的先进科学技术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去。在山东大学开辟了离子束光电晶体材料改性的研究领域，系统地研究了离子注入形成氧化物晶体光波导的结构和性质，提出了形成波导区折射率增强型光波导的新原理和新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研究成果，为我国核物理和核技术应用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几十年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严谨扎实的科学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宽以待人、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怀，都值得我们学习，在学术界和同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逝世，不仅是我国科技界的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一位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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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恩师——王克明院士
